比较79_吴敬琏主编_9787508653631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如何调控，高层有“必须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的表示。本辑《比较》的主题围绕着宏观政策，是源于2008 年金融风暴后，一众领军学者对此进行的探讨，特别是为危机时刻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些参照，某些概念如“受约束的相机抉择”、“完全相机抉择”与“相机调控”颇有相似，但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或理论都指出了“*重要的是要避免道德风险”。

开篇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在《从衰退走向增长》一文中讨论了全球增长乏力和宏观政策应对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增长乏力的显著原因是大衰退之前的金融繁荣使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家庭或银行过度举债，抑制了经济增长。眼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原因各异，但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来说，周期性的刺激措施已被证明无助于恢复高速经济增长，债务减记在政治层面也被认为不可接受，结构性改革错过了**时机，仅有的手段就是向新兴市场出口。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自19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幅削减投资维持经常账户盈余，并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保持本币竞争力，它们由全球商品的需求者转为供应者。在此形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增强国内竞争力，加大出口，但这会加剧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全球经济有可能因各国均试图刺激经济增长而陷入危机循环的可怕游戏。在拉詹看来，打破这种可能的循环，要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着手：在国内，应着眼于长期，推行旨在改善国内能力和机会公平，同时不会显著打击创新激励与效率的政策；在国际上，应当避免直接的汇率干预或者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竞相贬值本币，同时建设更强大的具有广泛合法性、资本充足的多边机构和更有效的安全网。此外，“每个国家都需要努力在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方面促成共识”。
前沿栏目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是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 西姆斯在清华大学“陈岱孙纪念讲座”的演讲。西姆斯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的职能与关系。他说：“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请注意，我在这里讨论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与诸位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看到的有所不同。我的论点基于如下理念：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为了控制各政治派系在争夺财政资源时引发的利益冲突。我的论点并不是用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博弈来论证中央银行制度安排的正规论点，也不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代理人模型。相反，它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论点：要创建一个拥有必需的权力来稳定价格并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干预市场，同时又不会滥用这些权力的机构，独立的中央银行是可选的一种制度安排。”西姆斯举例欧洲中央银行的失败教训就是没有考虑货币政策的财政后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能及影响》，围绕近年来为确保财政可持续性而兴起的独立财政政策评估机构——财政政策委员会，分析总结了*近的经验，为设计一个有效率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提供了框架性操作指南。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特定国家财政政策委员会提升财政绩效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责范围；财政政策委员会预期可以实现的功能；*能促进财政政策委员会有效运作的特征；确保财政政策委员会高效率运行的前提条件，突出表现在公共财政管理过程的特征，以及与财政政策委员会目标一致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此外，报告还对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效率及其决定性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介绍了目前各国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概况，在经验介绍、制度形式以及政治和经济背景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过去几年，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使全球的政府债务总额不断上升。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显示，全球债务已升至100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高夫和莱因哈特夫妇的《处理高债务》一文旨在提供一套完整的政策选项，控制公共债务规模，使之回归正常水平。作者们深入分析了削减债务的七种方法：经济增长、财政紧缩、私有化、债务重组或违约、出其不意的通货膨胀、财富税以及金融压抑。他们的分析显示，各国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了比人们通常印象要广泛得多的办法来削减高债务，债务重组、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压抑等非传统方法在很多情况下被采用。对于政府可否简单地依靠增长率超过利率，无痛苦地削减长期积累的超高债务，他们认为，至少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无充分证据支持这种方法，因为创造增长率超过利率的机制有时会带来风险，影响增长。
阿夫纳? 格雷夫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市场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英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加以验证。格雷夫认为，市场经济有两个必要条件：产权保护和合同的执行，因此他着重分析了产权保护的不同强制约束制度，如何与合同执行制度产生不同的相互作用。尽管不同组合的强制约束和合同执行制度都可以支撑市场的发展，但是，只有某些强制约束制度和增强非人格化交易的制度可以达到均衡。文章还分析了国家内部组织与法律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非人格化交易与政治代表机构在历史上同时出现的原因。格雷夫指出：“识别影响不同市场发展轨迹的制度因素，对于理解为什么一些经济体富裕，而另一些经济体贫穷，以及哪些因素限制了发展，非常关键。”
2015 年7 月15 日，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改革的同路人、给予《比较》无私支持和帮助的青木昌彦教授因病去世。“视界”栏目黄少卿的文章专为纪念青木教授而作。文章回顾了青木教授的学术研究历程，概括了由他所开创的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思想和他在这个领域的突出贡献。文章还详细叙述了青木教授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他从公司治理角度对内部人控制的分析、对战后日本银行和企业债务清理的分析，对中国日后的企业、金融和财政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和其他专家对转轨过程中如何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并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给出了全新的视角。由于其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青木特别强调经济体的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观点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选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时至今日，虽然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某些领域的改革依然尚未破冰，正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严重隐患。斯人已逝，但青木昌彦教授旺盛的理论创造力和生命力，以及为推进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及其影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铭记。
“比较之窗”栏目继《比较》第78 辑格莱泽关于“城市化的世界”的议题，再次给读者提供了两篇关于城市化的文章。普林斯顿大学罗西-汉斯贝格教授和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的德斯梅特教授讨论的正是当下我们这里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是否应该鼓励大城市发展。两位作者选用一些基础城市数据和汇总数据，运用一个简单的城市体系模型来回答以下问题：缩小大型城市的规模和扩大中型城市是否能增加福利？实施使城市效率和舒适度更加均衡的政策是否有实际意义？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应侧重于改善落后城市的生活水平？政策倾向于发展小型城市是否可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它们的大型城市是否会变得更大，还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更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文章还对美国、中国和墨西哥进行比较分析，就上述问题给出了定量化的答案。而乔治? 梅森大学塔巴罗克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拉贾戈帕兰的文章以印度新兴城市古尔冈为例，论述在政府基本公共产品提供效率低下、治理能力低下的地方，私人部门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替代政府城市规划。作者为我们描述了古尔冈市的场景，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私人开发商做出了积极主动的响应，提供输水、污水处理、电力以及执法和消防等服务，但是因缺少协调和规划，带来了许多难以为继的后果。作者指出，古尔冈成败参半的例子为政府资源匮乏、规划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好地引进私人部门推动城市建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迅速发展，各界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是否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颇为担忧，但国内外很少有对之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献。中国人民银行伍戈和杨凝的文章以离岸美元市场货币创造机制为研究起点，结合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框架，在全面梳理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渠道及境内外人民币账户体系的基础上，研究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货币创造机制，并估算了有关货币乘数。此外，文章还尝试从境内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和货币统计口径出发，考察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七年。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然余波未平，对宏观经济思想与政策层面的冲击亦在不断发酵。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张晓晶和王宇的文章梳理了当前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对其中的争论与进展进行了剖析。从目前来看，危机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施上出现重要的变化，包括银行监管、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更重要的是运用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货币政策的独立工具。但是，作者认为，新框架的构建远不止于此，它还应包括更加注重现实（而非模型）、关注中长期以及突出结构性调控等多个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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