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立足国情、前瞻趋势之作。
十八大绘就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多成效，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低一些；运动式反腐，不断揪出大老虎，如何制度化，从而预防和遏制腐败，避免“亡党亡国”？目前的改革遇到了哪些新的风险？“一带一路”这个新战略的经济逻辑是什么，怎么有助于中国崛起？中国如何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美国重返亚洲，是在孤立中国吗？
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文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麻烦。政府每年有什么改革新进展，有什么新的举措要完善，将成为未来几年观察中国的焦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取决于如何面对新常态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以及采取的行动。
在这些新秩序、新挑战、新矛盾的面前，我们该如何面对并积聚新的力量，从而更从容地面对变化的世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就是试图通过分析和回答这些新挑战、新矛盾、新力量出现的原因、目前的情势，以及应对的策略，对我们无法确定的未来给予更多的指导
1.十三五规划再一次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关键问题。《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立足于改革新常态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矛盾，把脉当下时局，比如一带一路、中美关系、反腐新形势等，预测未来趋势，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让政府和大众能够看懂当下和未来趋势。2.有大局观，又关注现实不局限于细节，通俗，不艰涩，全角度、新思考，中立客观，在《未来三十年》一书中对当下改革和经济形势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据。3. 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是中南海高参和高层智囊，因此对形势和国情的把握更加精准。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中国模式（修订版）》《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党的十八大三周年再评价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转眼间过去近三年。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认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并不顺利，充斥着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欧美的转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革。
然而，此前的中国在问题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
但我没想到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
十八大过去三年，新政府下的中国已有焕然一新之感，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为了改革，在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
“体制集权”非“个人集权”
党的十八大后的一年主要是加强党的领导并反腐，为接下来的改革做好准备。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四中全会，法治是当仁不让的主旨。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目标不仅是做好两个任期，而是在规划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蓝图——此思路在这两年的改革中已能捕捉。
中国已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特点是政治利益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会出现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正式制度，以及为一些个别利益服务的非正式制度，如果后者压倒前者，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正式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
现在可以看到，中央成立的各领导小组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顶顶层”设计，此外还有重新设定全国人大的作用、强调落实法治，并且改进司法制度。这些都是顶层设计，都是为了整体国家民众之利益。
顶层设计重在最高领导机构的权力结构重建。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9个常委，每个人管一块，这种分权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的例子。
分权也有实际效用的差异，邓小平当年的地方分权令地方和企业改革动力充足——这是有效分权。相较之下，十八大之前应称之为“分散”而非分权。如果西方是三权分立，那么此前中国是“九权分立”，十八大之前的国家管理低效，我想这一点政治局常委自身也有体会——他们十八大之前就在政府中。
十八大后，这种“分散”状态已经被打破，改变的方式即为“集权”。有人担心是否重现过去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个人集权，但我认为现在是体制上的集权而非个人的集权。
以习近平担任组长的4个领导小组而言，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但是组长、副组长以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公开。相比之下，现在都正式公开了，正式化意味着可以制度化，非正式的组织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作权力的媒介。
新的最高权力运作改变了过去各人管一块的模式。在4个最高领导小组中，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常委分配到不同的组中，有效提高了协调性。不然中国好多事情都没法协调，外交不协调，内政不协调，利益掣肘之下难以推动改革。
同时出彩之处还在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习近平站出来表示承担组长一职。在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国家中，总统和首相都是负责人。有官员曾私下对我称赞“集体总统制”好。但是任何制度都得有人出来负责，以前的分权制度没有人负责。
因此，现在的制度化集权非常好。十八大后习近平表示“肉吃完了要啃骨头”。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现在要改革，既得利益群体不想改，他们过得很好。此时，只有集权才能打破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打破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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