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美]罗兹曼语），作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近千年的一个重要产物，即使在科举废除百年以后的今天也有必要去了解它，因为只有了解了科举才能读懂曾经的中国以及今天的中国。历史作家十年砍柴作序推荐。应科举，求功名，中国读书人的千年梦。秀才、举人、进士，一条荣耀路几多艰难；唐五代、宋金、明清，千年科考场无尽悲欢。
阅读古人写的诗文 ,再对照今人的行文 ,许多人有这种感觉 :今人行文不够雅训精准。同样一件事 ,古人叙述显得美妙典雅 ,今人说出来 ,意思是到了 ,但总觉得是差点什么。如中华初民所吟咏的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若翻译成白话文,索然无味。今天大多数的读书人 ,显然已不可能找回古代那种言说方式 ,因为这种言语交流的共同体已消失了 ,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究其原因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白话文运动使然 ,上世纪初伴生于 “新文化运动”的 “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已受到肯定。推行白话文有利于普及教育 ,但白话文和古文不是非此即彼不可相容的关系 ,古文功底好的人 ,其白话文也会写得好。我们看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有些白话文篇章 ,那种意境、格调和《世说新语》及明朝人小品文很像 ,无古文功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那么 ,白话文怎么能一下子就让古文退出国人的日常交流的话语体系呢？归根结底 ,还是 1905年的废科举。科举时代的教育 ,可以说就是为参加科考准备的 ,而不是仅仅识几个字。如蒙学教育中要求朗读课文拖长声调 ,要求学生明白字之源流及其同义词 ,重视字的音韵 ,训练对对子 ,用《三字经》这样的开蒙读物灌输圣贤所主张的价值观 ……一切的一切 ,都有利于写八股文、试帖诗和策文。尽管科考获得功名的是少数 ,但这种教育体系出来的人 ,他们的言说行文讲究形式美、音韵美和典故的运用 ,论述事物注重起承转合、层层递进、余味悠长。士子是社会精英阶层 ,他们的言说行文风格当然就是整个社会的范式了。科举制度一废除 ,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生根 ,过去那种 “语言文字气场”没有了 ,仅仅加大语文课的古文内容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语言文字总是活在日常使用之中。
以上所说是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科举制度同样也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社会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清末 ,面对西方技术上的船坚炮利、经济上的商品贸易全球化、政治上的民主宪政 ,中国社会处于 “千年之未有大变局”。清帝国从鸦片战争开始 ,不得不进行一些变革 ,但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等诸多举措 ,几乎是收效不大 ,反复颇多 ,最终失败。只有 1905年的废科举改新学制算是完全成功了 ,而废科举的成功又反过来加快清王朝的覆亡 ,这是哪怕孔孟在世也难改变的历史路径。
为什么太平天国规模那么大 ,清朝的财政、军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王朝依然维持下去。经过所谓的 “同治中兴”,到了宣统朝 ,朝廷的财政状况好于太平天国时期 ,境内也没有大规模的民变 ,而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 ,清帝国就如纸房子倒了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不容忽视的一大原因是科举的废除。参加太平天国的多是底层人士 ——其领袖洪秀全是秀才考不上的老童生 ,其他核心人员多是烧炭工 ,起事后遭到了以士人为核心的精英团体巨大的反击。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 ,领导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都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 (曾、胡是进士 ,左是举人 ,彭、罗是秀才)。而在 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 ,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 ,相沿千百年的出路断了 ,而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就业体系还未建立 ——如当医生、律师、职业经理、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等。于是 ,读书人整体和王朝离心离德 ,去寻求另外的出路 ,有的去留洋 ,有的进入新军 ——而这两批知识分子正是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主力。科举废除后的一个世纪内 ,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天然地和 “革命”捆绑在一起 ,其影响之深远 ,怎么评价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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