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六九年初春，时值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和“保皇派”打得不可开交，叫作“武斗”。
农历二月十一大早，父亲赶着马车要去县城交货。一马车货物，那是他昨天下黑才从区供销社装来的农副产品，不外乎我们这边特产的生漆、芸豆之类。
们嗄呦寨在一条乡村公路边，西距大方县城六十二里，东距箐口区公所一十五里。那时父亲赶马车缴副业，从区供销社拉农副产品到县供销社，从县供销社拉日用百货到区供销社。所谓“缴副业”，那时抓粮食生产是“正业”，抓经济收入是“副业”，绝大多数劳动力抓粮食，极少数人抓票子。生产队规定父亲每年缴回三百五十块钱，要是一年不止挣这么多钱，结余部分就算们家的自有收入，但如果一年挣不到这么多钱，也必须缴这么多钱，那样的话，就只有卖点粮食或者什么的了。
父亲昨天从县供销社拉了一车日用百货到区供销社，接着就从区供销社拉了一车农副产品回嗄呦寨来，歇一晚上，今天一早出发，往县供销社拉去。
母亲怀我整整已是十月，算来分娩的时候差不多了，父亲自然恨不能一去就回。去县城一路无事，但当他装了一车日用百货往回赶时，在离城十里一个名叫五凤的地方，正好赶上一场武斗，“造反派”和“保皇派”人数各有不下百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就在马路上打群架，弯刀镰刀，锄头斧头，平时用来劳动的生产工具都变成了称手的武器，打得好些人头破血流。农民不好好种地，天天斗来斗去，可想而知，那年头生活不困难才怪。当时父亲见了这种阵势，一是路被武斗的人堵了过不去，二呢，也不敢过，那些斗红了眼的人全都没有理智了的，万一他们哄抢车上的货物，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挖你一锄头，那可冤枉，就将马车掉了头，暂时回城里避过这一仗再说。
外公外婆膝下无子，只有三个女儿，们母亲是二姑娘，母亲的姐姐也即们大姨妈嫁在县城，母亲的妹妹也即们三舅在专区医院工作，在那粮食紧缺的年代，相反农村生活比城市还要有保障，所以外公外婆住在们家。也就那天晚上，外公做了个梦，梦见一条红冠大蟒爬进我们家来。他顿时惊醒。鸡叫三遍了，父亲还没回来。因梦里的大蟒头上红红的，外公就担心，是不是们父亲的脑壳被人打出血了。可那时没有手机，父亲是什么情况根本无法了解，也只有提心吊胆地等待。天亮后，五凤武斗打死了人的消息被路过嗄呦寨的人带了过来，一家人无不忧心忡忡。
当天上午九点还是十点，母亲说那是“小早饭”时候——我出世了。中午，父亲平安地回到了嗄呦寨。外公重新思索昨晚那个梦，说，唔，这个梦怕是应在老五身上。一九六九年属鸡，而外公梦见的大蟒头上有一只红红的冠子。
老五就是我。
一天，小学的夏老师挑水经过们家门口，听见我哭得厉害，便放下桶进屋询问。母亲告诉她，因为乳汁不够我吃，所以饿哭。那时夏老师有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男娃，她正要给他断奶，奶不断了，从此天天给我喂奶，两个母亲共同哺乳这才使我度过乳荒。
二哥一天两回背我去让夏老师喂奶。
当年们兄弟五个，大哥十二岁，二哥七岁，三哥五岁，四哥三岁，我零岁。大哥到箐口中学读书去了，背我去吃夏老师乳汁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二哥背上。七岁，二哥上学了，放早饭学回家背我去喂一次、放晚饭学回家背我去喂一次。
街上到学校是一条没铺碎石的马车路，从寨北头公路拐进我们街上，向南而去，从公社和分销店之间出街。这条马车路走啊，走，走过学校背后，再走，走，蛇一样走进一群绵羊一样的山峦，不知走到哪儿去了。
虽然春天，乍暖还寒。母亲用一匹布带，像数学符号一样把我“乘”在二哥背上。我穿的开裆裤，见我屁股白白胖胖，母亲少不得又怜又爱地揪上一爪两爪才放们走。幼童的体重，嗄呦寨是忌说轻重的，比如，这娃好重，这娃好轻，是不能说的，而要说成：这娃颗粒大，这娃颗粒小，这娃的颗粒不大也不小。农村人嘛，把孩子当成粮食，抑或种子。我的颗粒大，二哥个子小，坠得背带都勒进他有限的肉里去了，就反剪双臂，用手掌托着我两扇磨盘般屁股。如此将我“托负”去给第二母亲的途中，们两弟兄的肉互相温暖着对方。
桃红李白，嗄呦寨如在画中。
原先，嗄呦寨的寨内寨外，树木成林，这儿一家人，那儿两家人，就像童话里的木屋隐藏在大森林里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因为不认中国这个兄弟了，断绝对我们的钢铁供应。新中国成立初期什么也没有，要造枪炮以防战争，要造机器发展工业，要打锄头镰刀发展农业，毛泽东主席大手一挥，离了红萝卜就不做八大碗吗，我们自己炼！
武器精良的八百万“国军”被我“小米加步枪”打得落花流水，蒋委员长躲到台湾岛上都不敢回来，所以在主席看来，没什么做不到的。那时钢铁最多的国家第一数美国，第二数英国。老大哥不讲义气，主席老人家非常生气，发狠道，我们不仅要自己炼钢炼铁，而且我们钢铁的数量要超英赶美！于是，“大跃进”被们伟大领袖提出来了。
为了“大跃进”，我们是全党动员，全民参与，从城市到农村，有着正规设备的冶炼厂也要炼，挖一个土炉也要炼，大方城在炼，嗄呦寨也在炼。会炼铁的师傅，们嗄呦寨叫他“钩匠”，这类人才农村本来就少，真恨不得像挖洋芋那样，一锄头挖下去就刨出一大堆钩匠来。
由是，寨里寨外的青㭎树、毛栗树，都被就近砍来烧火炼铁了，房前屋后只剩一些核桃、板栗和桃李梨杏之类的果树。当然，还有竹子、棕榈。漆树可不敢烧它，烧出来的火烟一沾着人，人就要生漆疮，奇痒难耐，所以漆树也在。据说当年日本人曾经打到们贵州来，被一种草，们叫它癞藿麻，茎和叶上的细小白刺，“癞”得他们又痛又痒又麻，“八嘎八嘎”地说，贵州这儿连草都惹不得，急忙撤走。您还别说，真要打起仗来，贵州真是草木皆兵，日本人才一惹上癞藿麻就跑，算他明智，再不走，惹上漆树更吃不消，那时，他一刀将自己扎死倒还痛快。
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谁提出，要生态而不要生命，不用毛主席动手，我都亲自扇谁两大耳光。
从街上到学校，路旁到处是磨盘一样的树桩。二哥肩膀酸了，将我的屁股随便往哪个树桩上一蹾，歇肩气再走。别看嗄呦寨的这些树桩烂糟糟的，说不定，它上半截身子早就打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了，弄不好，我是一屁股坐在“国际主义”的底盘上。春来二三月，运气好一点的话，二哥一反手能从树桩上抓到几朵肉奶奶的香菇，回家敷一点盐在火上一烧，味道好极了。
多么壮烈的树啊，上半身化为烈烈的大国气节，下半身行将腐烂还在奉献鲜美的味道。
途中要经过一所无主坟（多年没人扫墓挂纸），传说坟里有一个“囤箩鬼”，到了坟边二哥一般是一口气跑过，仿若日本人看见了癞藿麻。但接着路边有一口水塘，有时，也就是暖洋洋的春日照得塘水温嘟嘟的时候，塘里的鲤鱼时不时会蹦出水面，如果见鱼跳了一次，二哥准会停下脚步，直要看到鱼儿再跳一次，或者，我的哭声急了起来，这才急忙朝学校走去。什么“超英赶美”，什么“国际主义”，当夏老师把乳头塞进我的嘴里，我就什么也不想了。
——我竟想？天才！
布谷鸟，嗄呦寨唤作“告谷”，们模仿它的叫声，也不是“布谷布谷”，而是“告谷告谷”。二三月间，当它开始在空空的田间地头声声催犁，们俏皮地对它说：
“晓得喽——告谷！告谷！栽包谷栽包谷！”
农村季节，是在鸟声里变化的。
年年告谷开嘴叫，年年开始栽包谷，嗄呦寨亘古如此。鸟儿生死更替，叫声还是那个叫声，季节四时轮回，映山红开了照样春来，但我们的生活，就在一九六九年春天发生了变故。
我天生能吃，尽管母亲和夏老师两个人给我哺乳，还是填不饱我。那天，父亲赶了一天马车，母亲出工栽了一天包谷，简单吃过晚饭要休息了，我却哭着不肯睡觉。母亲晓得我这是饿的，就拿铁勺顿在火上炒了几颗包谷，准备研成粉末拌面糊喂我。
生产队一个干部正巧从窗外走过，大概他听到了炒包谷的响声，或许并没听到，只是想从破窗纸的缝隙里看看这家人为什么还没熄灯睡觉，总之，不管有意无意，这名队干发现了母亲在炒包谷。
他当即破门而入，大吼一声：
“拿到偷包谷种的人了！”
只怪那种年月粮食太少，多数人吃不饱饭，因而下种的时候，有人会悄悄匀几颗种子揣回家里。队干们不知是发觉种子少去，还是算准有人会偷种子，居了心要揪偷种子的。但其实母亲给我炒的这几颗包谷，是她从们家口粮里留来栽自留地的。家家都有自留地，们家也有，粮食再少，母亲也要留点包谷种子栽在自留地里，以便秋来多少也收几个包谷。再说母亲最要面子，断不会冒着当场捉住被羞辱的危险偷集体种子的。可是，饿了就要偷粮食，似乎成了当时的真理，所以，即便父母长着一千张嘴，怎么申辩人家也不肯听。
不多时，闻讯又来了两三个队干，几人一合计，就满屋子地翻了起来，说，看韩朝珍究竟还偷得有多少包谷藏在屋里。如果说才到春天们家就一颗包谷也没有了，全家人岂不等着饿死，所以们家屋里当然有包谷，被他们翻出来了，硬说是母亲偷的，就要没收。父母与他们争执，他几个便老羞成怒，拆的拆门，掏的掏窗子上残存的玻璃，更有一个干部看中了母亲当年的陪奁，那是一口红漆木箱，总之，但凡他们看中了的东西，通通都被他们强行抄走。
这还不算，第二天，生产队召开队委会，少数服从多数地通过一项霸王决定，让父亲赶着马车到遵义去拉工程，让母亲到六七里外的大青山牧场开荒种草。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说，某队长家门上的那块门板是们家的，某会计家窗子上安的玻璃，有两块是们家的，某队委家柜子上的那口红漆木箱，也是们家的。我颇为不解，们家的东西为什么会走他们家去？父亲幽默地解释，们分集体的粮食，他们集体分们的家呀。
也亏父亲想得开，要不然，当年们家被撵上牧场，自己都把自己气死了。牧场的位置比嗄呦寨高一两百米，父亲送们上山，一边走，他一边自我解嘲：
“好，好。们家步步高升了。”
大青山牧场是一个综合性的养殖场，们到来的时候，在四五个白土丘陵上，生就平坦的地方已经长出人工播种的牧草，而山腰上新泥裸露，刚刚垦出几层梯田。母亲此来要做的事，就是跟那些先于们上山的社员一道，伐木垦荒，让梯田爬到山顶上去，直到梯田里面，也长出人工的牧草。
在一处有水，而且地势较为开阔的山沟里，依山修着几排梯次排列的、窑洞一样的石圈，一间挨着一间，一层摞着一层，怕有上百间吧，至少得有几十。有的圈里喂猪，有的圈里喂牛，有的圈里喂羊，更多的圈里什么也没有喂，要等这四周所有的山头都长出草来，这些暂时空闲的圈，才能装满。
隔着一条清亮的山溪，圈群对面有几栋住满了人的木屋，里面有场长，有会计，有其他管理人员，有养殖人手，有垦荒植草的。们是挨撵上山来的，挤不进这些公房。牧场西南的坡头，杉树林里有几家人。不知那是场长还是副场长，总之是个彝族妇女，高高大大，泼辣干练，山歌飞得过几面坡，喝酒喝得翻同志哥，她帮们在这几家人里协调，最终，一户彝族农民腾出一间屋子，由们借住在他家里。
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几户人的小寨。
那时的人饿得很啊。们上山来的那天，路边就饿死了一个人。上山的小路，被密不透风的蕨草——们叫它“狼芨”的那种，遮得几乎看不见路。正走间，母亲的小腿忽然被什么抓了一下。那时山深林密，深山老箐的，老虎豹子不知还有没有，但一种叫“豺狗”的野狗多得很，性情跟狼差不多，饿极了也会吃人。母亲最怕遇上豺狗，一路上心都悬着，吃这一抓，吓得腿一抽，“妈呀”一声惊叫，心子仿佛从喉咙里飞出去了。父亲却以为母亲被蛇咬了，正待一棍子抽去，却见草丛里伸出来的是一只人手，再看，狼芨里躺着一个男人，奄奄一息。
这男人气若游丝地说：“救命……”
父亲问他：“你怎么了？”
男人说：“饿……”
父亲说，你再挨一下，们上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去牧场要经过那个几户人的寨子。春荒，吃的很难讨到，但听说有人快饿死了，寨里一户人家还是给了父亲两个洋芋，让父亲赶快拿去救命。可是，父亲回到那儿，发现那人已经落气了，一只张开的手掌伸在蕨草外面，到阴间讨吃去了。
更为可悲的是，那户拿出两个洋芋来救这男人的人家，两个儿子同样因为饥饿，也死了，死得比这人更惨。
在牧场，畜牲的日子比人好过。我的母亲，为它们垦了一天梯田，没哪顿吃饱过肚子。甚至于，那些把它们一个个喂得肚子滚圆的人，肚皮同样瘪喇喇的。几百年前有人就说，“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几百年后这些人，又何尝不是眼鼓鼓地看着他们喂出来的那么多牲口而一个也不能吃。它们，是要运往那些叫“城市”的地方，给手握“肉票”的人吃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因为竟敢就在这里吃，所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两弟兄实在太饿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两弟兄偷偷从圈里抱了一头小猪，准备回家杀来煮一顿吃。才偷到手，就被发现了。如果他们肯放手，或许幸免一死。但后面追来的那些要保护公有财产的人，尽管他们喊声震天，可两弟兄就是不肯放下猪崽逃跑。他们追得越急，他们就越是豁出去了。死也吃一口肉！两弟兄干脆懒得跑了，一刀剖开猪肚皮，抓了猪肝就吃……
母亲回忆，那个漆黑的深夜，两弟兄被一顿乱棍打死之后，嘴里还各自含着一块来不及下咽的猪肉。
母亲待字闺中的时候并没干过重活。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从她嘴里慢慢知道了一些外公家的情况。原先，在外曾祖父手里，外公家还算殷实，传到外公手里后，都还可以的，但后来由于外公生病，土匪打劫，家道这才日渐没落。母亲童年及近少年，家境还好，女儿家，所以外公没让她们三姊妹干啥重活，可以说连锄头都不会拿。可是，嫁到嗄呦寨后，情况不同了，父亲是长子，作为长媳，不做活路不行，所以啥活都学会了，肤色渐渐黑，声音渐渐粗，手上长出了老茧，完全变成了一个劳动妇女。
到牧场后，又不比在队里出工，干多干少工分一样，干好干坏工分一样，而是以开垦梯田的面积折算工分。但别说梯田不好造，就是荒也挺难开的，而且母亲是背着我干活。开荒叫作“开生地”。大概耕地叫熟地，板地叫生地。坡上荆树丛生，先把它们砍开，叫作“砍猱地”。猱地，猴子的地盘吧？砍树，砍灌木，砍荆棘，是很苦的活儿，但还算简单。最难做的，是起疙蔸。我们说的“疙蔸”，即树桩，起疙蔸就是把树桩从板土里挖掉。板土，我们叫“死泥”，想想就知道，坡上从没动过的泥土板结得都有多紧，而树桩的每一条根须都是往泥土的深处伸的，像手一样牢牢地抓着越深就越紧的泥土，再想想，就知道起疙蔸多么费劲。
疙蔸起多了，母亲竟然成了起疙蔸的高手。领着开荒的小队长是个风都吹得倒的瘦小男人，开荒开到有疙蔸的地方，一时除不掉，就说：“韩朝珍，你来！”母亲经常帮他起疙蔸，虽然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小队长还算仁义，工分没少算给母亲。队长说，韩朝珍，你起疙蔸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其实，起疙蔸并不需要什么尖端的科技，只消找出它的每一条根，一一地斩断，疙蔸也就失去依附。嗄呦寨所谓“人怕寒心，树怕翻根”。但树根藏在泥土下面，其他人找它，得冤枉地挖掉好宽的泥土才能发现，只有母亲，能准确地判断出它们的位置，几锄下去就能见到，母亲甚至不靠斧头，用锄头就能把它们斩断。
但母亲却认不得蘑菇。粮食肯定不够吃的，好在入夏雨水丰沛，坡上遍地蘑菇，可以采蘑菇吃。蘑菇红红绿绿，种类非常多，可并不是每一种都吃得，很多是有毒的，吃多了能够把人闹死。母亲犯错不是一回两回，但上一回采了毒蘑菇，下一回还采，怎么也记不住哪种蘑菇有毒，哪种无毒。人家教她，说，你实在辨识不了，吃蘑菇的时候就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克毒。可是母亲不肯吃蒜，怕辣，嫌臭。饿得最厉害的一次，母亲见着蘑菇就采，采了一撮箕，通通煮来吃了，结果中毒至深，以至产生了幻觉，据她清醒以后回忆，看见一大群鬼把她围住，獠牙长舌，嘴上沾满吃人的鲜血。但不知母亲是记不起来呢，还是支吾我们，说，们几弟兄没被毒蘑菇坏过。
秋来，靠山公社变换了书记。因为新书记和外婆一个姓，外婆跟他说了个人情，我们终于离开牧场，回到嗄呦寨居住，母亲照原参加生产队劳动，二哥照原上学。
三哥还没上学，母亲出工、二哥上学后，看家、背我、照看四哥的任务就是他的。晚上的时间，母亲一边浆洗或缝补，一边教我们唱儿歌、背毛主席语录，或者给我们摆白话。
那时候，毛主席的话叫“最高指示”，农村劳动生活都要以他老人家的话为依据，学校里教育二哥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记得“毛主席语录”是一本红塑料壳的小书，毛主席最重要的话都摘录在这本书里。可能整个中国，但凡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个“红宝书”。如果生产队长心血来潮，突然要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谁背不出来那一天的工分搞不好就被扣了。母亲从没进过一天学堂，但书上的东西听别人说过一遍，基本就记住了，竟没吃过这样的亏。
五弟兄就数四哥聪明伶俐，四岁不到，背毛主席语录比二哥三哥还厉害，母亲教他一遍，就背得出来。四哥还会在母亲苦闷的时候，及时背一段毛主席语录逗母亲开心。四哥是那么招人喜爱，谁见了都想抱起来亲他几口，连公社书记都说，赵老四长大以后要“做事”。
可是，四哥竟没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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