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已落下帷幕。在我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曲折历史上，梁启超是个重要人物。先父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自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至1929年梁去世，一直随侍在梁启超左右。在天津时，曾亲聆梁纵谈躬历时事，月旦当世人物，常至深夜。
有人以为，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并未参与新政，乃因谭嗣同夜半劫持方卷入进来，梁先生不以为然。他说：当时袁系主动赞成变法维新，甚至有拥护光绪以武力推行新政的计划，决非壮飞所迫。袁在朝鲜时，表现豪爽奔放，以人杰自命，与马相伯、马建忠、张謇等新进名流上下议论，其强国革故之心，实不在人后。彼协谋变法，纯系自觉自愿，但胸中始终横亘“个人权力”一事，见变法略有端绪，深恐新政权不归己，故告密卖主。及变法失败，又恐大权落入裕禄之手，乃复在直、鲁推行新政，培实力而博民心，等候时机，取清廷而代之。事后细思，其用心深长密远，真一世之奸雄也。我辈书生，尽为所欺，至十余年之久。
梁由是谈及袁世凯之巧诈作伪术，称为“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列举有梁和冯国璋劝袁勿改帝制一事，尤具戏剧性。据先父所述，情节如下：
当时帝制论甚嚣尘上。冯国璋从南京到天津，约梁一同对袁作最后的“谏铮”。冯对梁说：“论辩才我远不及你，论实力你也不如我。这事必须咱俩一同去，你反复开导他，而我则暗示以实力作后盾，才有可能挽危机于千钧一发。”于是梁用了一天一夜的工夫，绞尽脑汁，写出劝说提纲，凡可以成为理由的，无不备举，一共列了几十条。及至二人到新华宫，袁表现异常热情，设宴招待。酒酣，梁站起正准备陈述。袁世凯先笑着说：“二位先生这次来的意思，我很清楚，是想劝我不做皇帝。我反问二位，我袁某要做皇帝，是想做一代皇帝就绝种呢，还是做万代皇帝而无穷呢？”不等梁、冯回答，袁又笑说：“除非痴子，当然要做万代天子！”随后叹口气接着说：“我有犬子二十多人，我现在将他们全部唤来，站在二公之前。任公，你最知人，我就委托你代选一子，可以继承帝位，可以不败我帝业，不会连累掘我祖坟的。任公！等你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这样也许可以称帝两代！”梁与冯四目相视，怀中万言书，竟一个字也说不出。这时袁的儿子们环立桌旁，最小的尚伏在奶妈怀中。袁世凯忽然又换了副悲伤面容，说：“我的这些犬子，没一个像我的，没一个不是庸懦纨绔。但父亲对儿子，没有不疼爱的。我虽然恨他们不肖，但也不愿因为我造孽，而使他们将来被别人作鱼肉烹杀。我百年以后，还得拜托二公多多照顾！”梁启超与冯国璋二人，直到离去，也没能提“帝制”一字。
这场戏发生在1915年6月。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提到此事：“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现在我们知道，袁世凯就是演了这样一出“言甚恳切”的戏，把梁、冯二人噎回去了。当时梁心中犹存疑虑，但紧接着发生的事使他清醒，“筹安会”筹办帝制的工作公开进行，千奇百怪的“请愿团”到处活动。梁启超愤怒了，奋笔写出讨伐帝制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听说，气急败坏，忙派人出二十万银圆巨资收买，冀其搁笔。梁不为所动，此文发表于袁世凯即将“登基”之时，给了袁沉重的一击。随后，梁启超南下，协助蔡锷（蔡原是梁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发动护国战争，《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以及那篇脍炙人口、大义凛然的《云贵檄告全国文》都是出于梁启超之手。在蔡锷军苦战于四川叙、泸之际，梁联络广西都督陆荣廷，并亲赴广西与陆联衔发出《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响应护国运动，又联络广东的国民党人，并策动广东独立，使滇黔两广连成一片，以对抗袁世凯的北洋军，终于迫使袁世凯发出了取消帝制的通电。
(原载2003.5.28香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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