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总志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纪纲，固社稷”的功能，汉晋以来历朝历代官修、私撰了众多地理书。据统计，汉唐地理总志约200种，遗憾的是，除汉唐正史中的九种地理志外，其余均因历代兵燹战火和保管不善遭到毁坏散佚。南宋郑樵曾惋叹“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本书作者陆续从史注、地志、类书、文集中辑录失传的69种汉唐地理总志，佚文约50万字。其中20余种佚志为历代未被著录、前人未曾辑录者。如《魏书郡国志》、唐《地理志》等。另有前人已经辑佚但有所缺失者，本书予以补辑，如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志逸文阙卷》等。所辑佚文多为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变迁、文化遗产与山川物产等，对当今研究历史地理、编修地方志有直接的现实使用价值。
“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白虎通》语）《管子》强调“地者，政之本也，是知地可以正政也”。故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设有职官掌管舆地。《周礼》谓：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在“百家之鸣”的战国时期，就创作出《山海经》《禹贡》两部地理名著，开辟了舆地学之先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的广袤版图，划分为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郡），郡辖县若干。为铭刻“大一统”之伟业，御史编撰了图文并茂的《秦地图》。当汉军攻入咸阳时，为萧何所获，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终于打败项羽，建立了汉朝。
汉承郡县制。武帝时，令郡县上报“计书”于太史公，进而编就《汉舆地图》。元狩六年（前１１７）立刘闳为齐王时，御史即“奏《舆地图》”。何以称《舆地图》呢？《史记正义》谓：“天地有覆载之德，天为盖，地为舆，故云《舆地图》。”
东汉班固继承其父班彪未竟之业，撰写《汉书》。其中《地理志》，以政区为纲目，记郡县建置沿革、户籍、人口及山川、关隘、古迹、聚落、风俗、民情等。“详而有法，约而能该”，是为地理总志的滥觞。由于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纪纲，固社稷”之功能，不仅后世正史多设《地理志》，而且官修、私撰众多独立成书的地理总志。
公元２８０年，晋武帝灭吴，结束六十多年三国纷争，再次实现了统一。遂命秘书监挚虞撰集规模空前宏大、涵盖更为广博的《畿服经》一百七十卷。由于政区、人口、田土不断有所变化，故在太康年间（２８１－２８９）又三次编撰《郡国志》和《地志》。
西晋“八王之乱”后，招致十六国纷争与南北朝的对峙。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下，北魏阚骃、南朝陈顾野王，仍心系神州，突破其供职政权疆域，编撰大一统的《十三州志》《舆地志》。他们不愧为杰出的炎黄子孙。
隋朝代周灭陈后，我国出现了第三次的统一安定局面。为顺应民意，巩固社稷，在短短三十七年间，便修纂《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一十卷。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舆地之作极为耀目。李世民励精图治，批准其四子李泰修纂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清儒刘汝贤评其为“经天纬地之辅翼”。德宗李适即位后，起用精于史地的贾耽为宰相。贾先后呈送《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地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海内华夷图》等。德宗以“熟谙疆土之广大、山川之壮丽而欣喜”，多次给予奖赏。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深感“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故先后撰《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国计簿》等。元和年间之所以“清明安定，得以中兴”，和李吉甫之贡献大有关系。
据史书《艺文志》和历代文献目录学家统计，汉唐时期地理总志约近二百种、三千余卷。但遗憾的是除了汉唐正史中九种《地理志》和残缺不全的《元和郡县志》《贞元十道录》之外，绝大多数皆在历代的“十二厄”和保管不善中毁灭了，笔者在《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前言》中写到：
包括方志遗产在内的文献古籍，历史上却屡遭严重毁坏。隋代牛弘列举“五厄”：一为秦皇焚书，二为王莽燔宫，三为董卓祸乱，四为刘渊陷洛，五为萧绎毁书。明代胡应麟历数隋唐至宋末又经历五次大的灾厄：一为隋炀帝被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二为安史之乱，文献损失殆尽；三为黄巢入京，书籍被焚；四为靖康之难，图籍散佚无算；五为伯颜攻入临安，图书礼器洗劫一空。其后李自成、太平天国造反时，不仅官府所藏书籍遭严重毁坏，连私人藏书也难于幸免。如吴伟业私藏古籍就被焚于一旦，其作诗以记其事：“金元图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记中山玉印在，一般烽火竟消沉。”再如太平军所到之处，凡遇儒家典籍文献，“不投之于溷厕，则置于水火”（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因而加上前述的“十厄”，当为“十二厄”。此外由于保管不善，如虫蛀、鼠啮、湿霉、火患等，也是图书散佚的重要原因。致使汉唐宋元古籍存世者不及百分之一。
不幸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古代一些类书、史注、地志、文集中征引当时存世、而后亡佚典籍中的文字，后世嗜学者视为遗珍予以钩沉，遂产生了辑佚之学。历来人们多据章学诚《校讎通义》，谓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之《三家诗考》。然近世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则称北宋已有辑佚之书。其《书林清话》卷八《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谓：“古书散佚，复从他书所引搜辑成书，世皆以为自宋末王应麟辑《三家诗》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云：‘按《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今此本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殊可珍也。’据此，则辑佚之书，当以此经为鼻祖。”黄伯思所谓的“真静陈尊师”，就是北宋道士陈景元。景元，南城（今属江西）人，读书到老不倦，宋神宗尝召对天章阁，赐号真人。所辑《相鹤经》又以其书法名世，惜北宋末年亡佚。
元明之际陶宗仪仿宋曾慥《类说》例，采摭汉魏至宋元之作，编《说郛》百卷，其中有晋黄义仲《十三州记》《太康地记》、唐李吉甫《十道志》等。此为辑佚汉唐地志之嚆矢。清代为辑佚之鼎盛期，其中辑汉唐地理总志者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孙星衍《括地志》、毕沅《晋太康三年地志》《晋书地道记》、张澍《十三州志》等。前贤之功不可没。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诸如秘藏馆阁的宋元秘籍、《永乐大典》以及一些传抄本图书等无从获见，致使不少志书尚未挖掘出来。诸家辑佚也有缺失。有的不加校勘，以讹传讹。有的出处不详明。甚至还有误收、漏收者。
有鉴于此，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在业余时间对古地志进行辑佚，１９９７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拙著《汉唐方志辑佚》。尽管所收是残编断简，还有部分缺陷差错，但仍被方志学家傅振伦认为“麟光片羽，弥足珍贵”。此后笔者开始对宋元地志和汉唐总志进行钩沉。２０１１年《宋辽金元方志辑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笔者即邀请郑梅玲、刘鹰二人参与本书辑校具体工作。外甥刘宏、侄儿刘铁也分别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收集资料。现在终于如期脱稿。
本书辑录69种亡佚的汉唐地理总志。其中包括存世残卷《元和郡县志》和《贞元十道录》的佚文。另五代十国时南唐徐锴《方舆记》附在卷末。这样加上《宋辽金元方志辑佚》中的总志，亡佚的元代以前地理总志就全部展现出来了。
本书所收佚文有大量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变迁、村落兴衰、名人踪影、文化遗迹以及山脉、河流、湖泊、关隘、道路、宫观、寺庙、物产、风景名胜等内容。其中许多记载为最早、最详或唯一者，具有权威性，因而为后世史书、地志屡屡征引。如郦道元注《水经》、裴松之注《三国志》、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及众多宋元方志等近百种经典古籍，均引录汉唐地理总志，以表明其时间、空间，阐述其原委、要旨。直至当今，凡研究历史地理、地方史和编纂新方志，莫不溯本求源，引用汉唐古志，以提高其学术性和可信度。
书中也有些迷信、荒诞的文字，这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人们对大自然和某些社会现象不能科学理解，以致借助虚幻的神灵鬼怪予以回答，或对人生信仰寻找的精神寄托。这些只能表明历史过程上的愚昧落后，人们自然不会信以为真。
限于水平，本书定有缺陷，甚至有舛误不当，祈望读者指正。
刘纬毅
2013年12月于山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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