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山富市传的翻译、肩扛小红旗的王墨在与小泉和安倍晋三外交战略顾问冈崎久彦及其周围人的“较量”中，见证了国际形势的变换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尤其是见证了中日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期的变化。王墨因此见识了一个其他人无法了解的日本上层对中国、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更因此结识了日本的前首相村山富市，还因此对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的许多关键问题有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或许，这些来自与日本政治上层接触得来的观点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每当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召开理事会，如果提到中国，人们总会说：“那是一个我们旁边的遥远国家”，“我们完全不了解”。看得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很是向往，也有去旅游过的，但都是观山看景，对于重视别人看法的日本人来讲，没有中国的朋友，便很难产生具体的亲近感，所以中国仍然是和他们无关的国家。因此，即便多次到中国旅游的人也始终觉得中国遥远。因为文字的相同、长相相似、再加上日本人学习了一些中国的习惯等原因，中国人每讲起日本，常常会说“同文同种”，以示亲近并很容易互相理解（当然，也有人就此表示轻蔑，说日本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然而，通过大野等人，我发现“同文同种”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谬误，这个谬误对我们正确认识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使得中国人在考虑日本时常常按照自己的臆测来想当然，并进而忽视了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但日本人不同，普通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确，日本人写汉字，但那是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将中国的文字拿来用，可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是日本式的；日本人也读《论语》、学唐诗，但那仍然是拿来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都不过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分享，如同引进西红柿、茶叶的种子一般，算不得亲近的理由。所以说，也许从人类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算作“同种”，但彼此绝不“同文”。？
作者王墨在日本生活近20年，接触到的都是日本政治层面的上层人士，且作者曾为小泉和安倍晋三外交战略家庭教师——冈崎久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村山富市、刘德有、冈崎久彦三人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作者王墨与他们三人都有交集。
作者的丈夫李春光也为中日关系做了相应的工作，“李春光事件”发生后，作者全家从日本回国定居。
图书内容丰富，不仅有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还有日本民众、日本社会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不同于教科书上死板的内容，都是作者亲历或者了解的内容。
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即应当以战略互惠代替友好关系发展中日关系。这或许对处理中日关系有些许参考作用。
人性的温暖与理性的客观
2011年5月北斗六星传媒组织了450人的中日文化交流之旅。到达美丽东京湾的当晚，接待单位组织了隆重酒会。中国驻日使馆公使牛建国先生及一秘李春光先生等参加酒会并致辞。
除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外，我们领队一行5人与当时的日本国会议员安倍晋三，就书法文化进行了专题沟通。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与一秘李春光多次交流，并成为朋友。
次年，李春光先生在日本政府约谈、举国报道所谓“李春光事件”之前，回到了国内工作。之后，我与他们全家成为好朋友。
本书作者王墨女士是李春光的夫人，认识以来就执意称呼我为大哥。我笑着问她：“是愿意让春光变成我妹夫，还是你就坚持是我弟妹的关系？”她说：“我还是从着他吧！”作者因此成了我的弟妹。
对她文采的敬重，始自她写的几首旧体诗。格律我不大通，但是诗句的美妙我能略知一二，更关键的是她的诗作不写一字空。厚实的内容中，有着一种热烈的情怀。她以一种近乎本能的纯洁，纯子之心的率真和天真般的朝气，让我感染到一种文雅与清朗。
她的一切文字都不是小资式的个人感伤与惆怅。她奇妙地将政治、国家关系等“高大上”的深沉化作邻里间的亲密、纠葛。她是一个坚定爱国家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但她更以一种人性温暖的目光和情怀关注中日关系。尤其看到了她的译作村山富市自传《我的奋斗历程》和一个日本侵略东南亚随军牧师的《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后，我对日本领导人，对日本社会与文化，都有了一种更细致的了解。
她的20万字最新著作《世事年年见沧桑》，以她独特、真切、客观和具有知性的视角与笔触，记录了她所结识和了解的日本左、中、右政治家。我们不可能完全认可她的视角，但是她的角度或许能让更多的国人“兼听”到不同的声响。其实，美妙的乐曲更需要和声，更需要不同乐器配合才相得益彰。
本书具有很强的独特吸引点，会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读物，不仅会对某些政治家有益，即使对一般读者深入地了解日本也是益处良多。它还具有中日关系历史重要档案的价值，不仅仅会对中日关系进程有所助益，更会以一种人性的温暖，让我们两国怎么样知此知彼。
友好，不仅仅是表层的亲近，我们需要感性与理性的更多信息。本书，具备这样的价值。
吕洪明
2015年6月
王墨，本名王雅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眼剧院，孔子和平奖翻译委员会主任；中国天津翻译家协会会员；日本翻译家协会华人会员；天津市宝坻区海外联谊会理事；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日语教师。中文译著有《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加藤亮一著）；《我的奋斗历程：村山富市传》（村山富市著）。日本译著有《时光之旅：日中关系秘史五十年》（刘德有著）。
冈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是我一生的敌人，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冈崎让我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怎样与自己的敌人合作。在冈崎身边的日子，肩膀上如同扛着小小五星红旗的我交下了许多道不同但可以开怀畅饮的朋友。因为冈崎对我的认可，在满是对中国充满敌意或不理解的那群人中，我成了一个特殊而突兀的存在。这的确很特别，我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这样的经历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讲过，影响我人生的是三个老头儿：一个是村山富市，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无论按中国的说法还是按日本的说法都是一个左派人物；一个是冈崎久彦，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顾问，曾经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有人说那是日本的FBI，中国政界、学界都称冈崎是极右翼分子。这两个人迥异的政治见解和价值观，在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的红孩子身上冲突、交融、沉淀，我由此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判断，也学会了爱国，并最终投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博士研究生。我的爱国是立体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人们都说我一点儿也不似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呆过，我的博士论文被许多专家评为观点客观、分析透彻，填补了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我认为这与那两个日本老头的影响有关。另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老人是一位中国人，比起两个日本人似乎名气小些，但也是一个奇人，他是生于1931年的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刘德有先生。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被称为在世的中日交流的国宝级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日文翻译，见证了当代中日关系的起伏与变迁。因为将他60万字的回忆录翻译成日文，我这个横滨国立大学专攻热流体力学的博士摆脱了对中日关系几近无知的状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交往历史有了一点儿粗略的认知。有趣的是，这三个老人都曾因为“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日本天皇勋章。这一点真的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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