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和:当代文学专题研究_蔡世连_9787802254886

《走向中和》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断研究、探索的蔡世连教授近年来的文章结集，作者认为，文学批评也应回归文学，走向中和，拥抱真善美，崇尚自由与创造。现代价值观念、语言结构、艺术形式应是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审美特质。作者以此作为评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思路，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在对合作化小说及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分析上用力更多，在关于话语策略的研究上也颇具原创性。

第一编斗争时代文学的多维观照
　　关于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研究者们经过一番艰苦的思维调整，至1990年代中期已有几部被人们普遍看好的文学史著相继出现。进入世纪之交，重写文学史的工程已进入全面操作阶段，一些问题在实践中暴露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了争论的焦点。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焦点问题，近几年学界对此问题争论的正热闹，看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取得统一意见。
　　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肯定派，一是否定派，一是超越派。
　　否定派所持的理论是空白论或断裂论，在他们看来，五四开辟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建国后二十七年的文学中断裂了，直到80年代才重新恢复，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中间是一片空白。比如，丁帆认为，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之所以缺乏现代性元素，主要是因为作家改变了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无论是颂歌还是战歌，都是封建思想造成的文化体制导致的，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定位应是御用的宫廷文学。刘保昌认为，二十七年文学具备顺应国家民族现代化大潮的世俗现代性，而其审美现代性明显不足，而他所认定的审美现代性又主要指一种现代时间观，即“把过去通过反省存留于现在，把将来的可能筹划于当下，融三相时间于当下丰满的生命”，这也叫做“向无而在，向死而在”；用这种时间意识观照二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出二十七年文学推崇的是将在，而淡化的是此在。赵学勇、杨小兰则把五四文化精神概括为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而50年代文学缺乏的就是上述精神。吴培显则认为二十七年文学经典缺乏的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原则。如此等等。
　　肯定派所持的理论可称之为联系论或继承论，在他们看来，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并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不是现代的倒退，而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与五四所开辟的现代性具有深层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比如，洪子诚认为：“50-70年代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历史延续性。”白烨则认为“从文学的挣扎、民间的隐现的角度看，十七年文学未必乏善可陈”，而这“善”也主要是指的文学的现代性，只不过这种现代性被压抑了而已。朱德发与白烨的观点也基本相近，他认为，建国后二十七年的文学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曾一度失落现代人学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有非人文学的形态，但却不可因此而以偏概全，把二十七年文学都看做是非人文学。肯定派中另有一支可以叫做新“左派”，认为文学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正是由于历史的颠倒才出现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因而对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持完全肯定之态度。
　　超越派在某些方面与肯定派有相似之处，也认为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有联系的，没有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就没有新时期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各段之间都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联系，但在研究这种联系的时候应该超越传统／现代、一体化／多元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从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角度，认定知识、话语都是权力，从而分析各种文学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以上各派的争论可以看出，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牵涉到现代文学各时段之间的深层联系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如何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公正地评价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的问题，等等。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现代文学史的重构必然会陷入混乱。
　　我认为，否定派或空白论、断裂论的观点是叫人难以接受的。表面上看，这一派持论甚高，似乎是文学现代性的忠诚的守护者，实际上，由于他们的高论带有明显的偏执，极为武断地割裂了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却对文学现代性造成不小的伤害。他们的偏执性在于把文学现代性看做一种单一的、固定的指标。事实上，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历史则是由各种力量的相互纠结造成的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仅由单方面的因素构成。即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而论，就始终未脱离以下几种基本矛盾的纠缠，如功利性与审美性（或非功利性）的矛盾、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个人表达与公共表达之间的矛盾、雅与俗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价值范畴之间的矛盾等等。而文学的现代性则是由历史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规定的，它只能是一种综合指标，而不是一种单一指标。我以为，在这种综合指标中，起码包含以下几点：一是现代价值观念，即现代科学民主精神以及以促进人性的自由、全面、健康的发展为目标的人性观念；二是现代语言形式，即承载与传播现代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白话；三是现代文体格局，即打破了古代那种以诗文为正宗、以小说为小道、而戏剧则难登大雅之堂的杂文学格局，而形成的一种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分天下的具有强烈平民色彩的现代纯文学格局；四是新的审美资源与生成方式，即注重与外域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审美资源，以及以现代传媒为依托的现代的文学生成方式。这种综合指标，既充分注意到了历史的现代性，又充分注意到了审美的现代性；既注意到了二者的同构与共生，又注意到二者各自的独立性，显然更加逼近了历史的本相。朱寿桐有一篇文章谈现代文学传统，谓现代文学传统可称之为道法体系，道统指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法统指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体统指现代白话文文体；系统指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这里谈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可称之为现代文学精神或文学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是一种综合指标。如果以综合指标而不是单项指标衡量建国后27年文学，就其语言形式、文体格局、审美资源、生成方式或就其法统、体统、系统而言，与五四文学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的现代性是无可置疑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其价值观念或日道统。断裂论者虽然也大谈人的文学、大谈人文价值立场，但他们所认定的人的文学只是个体人的文学，他们所认定的价值立场只是以个性自由为核心的个体人的价值立场。在这种偏执的价值认定的后面，人们可以发现一种为他们所不便言明的潜在的理论前提，那便是认为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与个性的解放、个性的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二者如同水火，互不相容。其实，这种理论前提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车轮是由梁启超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起的那场意在启蒙的维新文学启动的，梁氏的“新民”文学观中已包含着充分的现代性因素。但细察梁氏新民的基本内涵，显然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指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充分觉醒的国民，一是指个人意识、自由意识充分觉醒的个人。只不过梁氏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家，更多地强调的是前者而已。就在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不久，鲁迅也提出了立人的学说。立人学说中的人，同样也包含互相联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的独立、自由的感性个体；一是指具有强烈的博爱精神和责任感、“心事浩茫连广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社会人。只不过在清末民初，鲁迅思想更偏重于前者，而在五四退潮之后，他则更多地思考着二者的关联问题。但综观鲁迅一生，既“忧世”（社会关怀）也“忧生”（个体生命价值关怀），因而被国民视为“民族魂”；完全可以这样说，他从来也没有把个体人的价值看做是现代人性观念的全部。
　　也许正是因为清末民初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已为现代人性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五四的先驱者们在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时，才会顺利地喊出“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口号，“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这两个命题才会同时为人们所接受。周作人在阐释这两个重要命题时指出，所谓人的文学中的人，乃是指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意义上的人，是具有灵肉二重性的人；其所谓平民，实则是对人的平等生存权利和道德精神的理想性确认，这是对其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主张在人生与精神的群体性联系上，所作的补充和必要的延伸性说明。两者结合，恰可见出周作人的全面理解。更为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五四高潮中出现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一个高张为人生的艺术，一个则高张为艺术的艺术。所谓为人生，指的是除表现个体人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表现社会人生，特别是平民阶级的人生。所谓为艺术，其基本精神乃是尊个性、重表现、崇创造、非功利而已。这两个重要文学团体在文学价值取向上的对立与互补，倒是从整体上对五四时代现代人性观念的一种形象化诠释。当然，五四时代人们对现代人性的理解是偏重于周作人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但随着五四的退潮和社会情势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个性解放如果没有一种现实力量作支撑并把它安顿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个性解放如果不与社会解放相结合，最终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个性解放的口号渐为社会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口号所代替。这正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知识分子自觉进行思维调整的一种结果。不管后来的政治家们如何解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关系，但在受五四精神洗礼的知识分子心中，社会解放是经过个性解放的启蒙的人的解放，它已经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等内涵整合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并将个性解放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动力；个性解放必须和社会解放相结合，通过社会解放的实践，才能真正抵达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
　　只要稍微尊重一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人们会不难发现，否定派的那个基本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个性解放并不与社会解放天然对立，现代人性本来就包括个性主义与群体主义这两个方面，个性主义也并不完全排斥群体主义。举例来说吧，西方存在主义所张扬的个性主义应该说是最具现代性的了吧，但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萨特甚至这样来界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一种……自我行动和承担责任的伦理学”。他的一个著名命题“他人即地狱”，一是强调个人的行动总是要置于他人、社会的监督之下；二是强调自我选择有善的选择和恶的选择，有英雄的选择也有懦夫的选择，如果作出恶的选择、懦夫的选择，将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自我良心的责备，而萨特还是主张英雄主义的选择和善的选择的；三是说自我在作出选择时，实际上应考虑到选择的结果，自我选择意味着为自我立法，但也意味着为社会立法（如何保证自我选择具有社会普适性、合理性）。正因如此，严肃的自我选择者往往都有一种“亚伯拉罕的痛苦”。
　　建国后27年文学确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把国家意志、群体的意志推向了极端，并主张小我应融入大我之中去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对自我个性表现出极端的蔑视，甚至一提个性就把它当做万劫不复的个人利己主义来批判，试图以阶级性、政治性取代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导致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弱化甚至丧失和文学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大面积流失。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与上半个世纪的文学相比，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新“左派”的文学观也很难使人认同。他们不知变通，死抱住旧有的观念不放，不仅使人感到有点醉死也不认那壶酒钱的滑稽，同时也确有为文革时期的极左文艺路线招魂之嫌。当然，在需要把二十七年文学置于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当中作出某种价值评判时，超越派那种貌似公允、抹平是非的观点也不能让人心服。二十七年文学同样具有现代性，这是不用怀疑的，但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性，却需要认真辨析。不同于新“左派”的另一种肯定派看到了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可惜只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简单罗列了一些事实，并未给与理论上的认真论证，也让人感到理不直气不壮。
　　那么，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呢？前面，我曾就语言形式、文体格局、审美资源及生成方式等几个方面谈到了它与前半个世纪文学的相同之处，下面我想就争论最为集中的现代人性观念问题再谈谈我的看法。
　　上面我已经谈到，现代人性也是一种综合指标，它应该同时包括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两个方面，不能把个性主义当做现代人性的全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现代人性观念还包含着几个不同的层次，在27年的文学中，每一个层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首先应该看到，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国后的27年，正从前工业社会向半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凡是有利于推进这种过渡，有利于反封建的东西，都具有现代性。具体说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理性主义等等，具有现代性，同样，20世纪以来带有反思资本主义性质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也具有现代性。为了推进这种过渡，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比如，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宗法制和封建礼教的基础，并把自由、平等等一系列现代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可以说，在反封建这一点上，二十七年所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半个世纪。对于这种历史现代性，即使是否定派也认为无可怀疑。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承认这种历史现代性，却不承认与此相连的文学现代性，这显然不合逻辑。人们都知道，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政治法律的价值取向必然影响文学的价值取向，更何况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中国文学必然要自觉地守护反封建这样一种价值底线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一种所谓救亡、革命压倒了启蒙的论调，但也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点，即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都表现为历史要进行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只不过历史在需要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时，在不同的时段表现为不同的侧重而已。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是在救亡、革命成为历史活动的中心时，启蒙也从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它融合到了救亡之中，推动了救亡的发展，同样救亡、革命也为启蒙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现实性道路。如果承认任何文本实际上都是多重文本复数文本的话，人们应当公正地承认，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在其政治文本、革命文本的后面也有一种启蒙文本。比如，人们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读一读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读一读二十七年中产生的那些被人讽刺为“红色经典”的所有的作品，恐怕谁都不会怀疑这里面所蕴含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主题，只不过这种主题未被刻意地突出出来，只是作为一种前提性的东西、一种底色存在着而已。再以“红色经典”中存在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而论，这两类主题常因其对个性主义的压抑而为人诟病，似乎最缺乏现代人性因素。其实，从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角度看，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同样属于现代人性的范畴。红色经典中集体主义是以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格平等和自由为基础的，仍与封建主义、奴性主义的人性观念根本不同，它同样也表现为对现代人性的一种诉求。作为这种集体主义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主义，虽然一律被冠以集体英雄主义的名称，但就其实质来看仍与封建时代那种建立在皇权观念、忠君观念基础上的英雄主义不同，乃是一种高度强调个人的创造性和自觉选择的英雄主义。所谓英雄，事实上都是不甘屈服于现实限制、追求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的凡夫俗子，个性主义应是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二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是为阶级、民族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英雄，是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自然也打上了现代个性主义的印记。
　　其次，二十七年文学具有一种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种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源自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经开始。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思潮重在反思资本主义的科技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西方社会对财富的极端追逐而造成的人性畸变的话，马克思主义则重在反思资本主义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带来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给工人阶级造成的悲剧命运。解放之后的新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它在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化的矛盾方面曾作出过一些可贵的探索，比如50年代初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为解决上述矛盾而进行的一种实验。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探索和实验不久就被引向一条极“左”的航道。权威政治除对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表现出反感与势不两立之外，更把这种反感向着极端推演，以致造成批判对象的误置，比如把农民劳动致富的愿望，把自留地里生产的稍微带点商品意味的东西都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从而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并造成历史的极大倒退。27年文学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受上述观念影响甚深，很多作品，特别是所谓革命创业小说，都把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当做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样一种现代性，不仅政治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明显具有反历史的性质。人们之所以对这种文学表示反感，就是因为创作主体部分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责任，从而成了宣扬错误政治路线与历史理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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