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亲历记_王梦初_9787010073804

《大跃进亲历记》选编的28篇文章，是从众多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反复比较遴选出来的，内容上涉及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兴修水利等。

一、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1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1.5倍。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目前农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多达100个。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个重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粱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毛主席在这年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个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中央要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2000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消息，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机会难遇。可是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田。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高的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蔑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规施肥的“成果”。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水沟。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施肥。可是学生们挖完了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成熟就要使用。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师生们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什么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原来所谓的“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这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我便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是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相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份毛主席到这里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来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从生老病死到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来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如此炼铁
　　在这年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二十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炉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条件十分艰苦。然而，到了9月，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没有技术人员，就从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作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掌的工匠都组织起来。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当时是怎么“找”废铁的。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对方姓郑。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刻组织力量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这位区干部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找”废铁。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锤，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以外，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走到灶台前，挥起铁锤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说完他径直朝第二家走去。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每见他砸一锤，我的心就紧缩一下。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听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最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的”。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当我这区干部试试？”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他扭头对身边的队干部说：“砸！”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他命令立刻把“废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白旗”，甚至要批斗。没有办法。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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