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营史比较研究_周见著_9787509797402

本文集共选论文23篇，按论述的问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由10篇论文构成，论述和比较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形成发展过程、两国企业家构成上的特征以及经营理念、实业思想等问题。下编由13篇论文构成，主要论述和分析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改革调整问题和泡沫经济的形成条件以及教训等方面的问题。

近20年来，中日两国经营史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我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也应邀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讨会上多次做专题讲演。而今天，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把这些论文和讲演稿重新加以整理和编辑，出版一部专题性的论文集，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从我国经济史学界的现状来看，学者对比较经营史这一新的学科分支领域的了解还相当有限，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见，而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比较经营史已经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其研究成果显示出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和论证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历史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出现的这一新发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因此，我把自己以往在中日比较经营史研究方面所发表的成果汇总成书奉献给读者，以促进对比较经营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认知和理解。
其二，从研究方法来看，我近20年来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吸收和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如跨学科综合比较分析和典型例证比较分析），这对于扩大研究视野、挖掘和引用新的历史资料进而提出并回答一些新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与日本式经营》《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不同特征及其不同境遇的原因》《中日两国股份制企业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买办型企业家为何在近代日本不见大量形成》等）得到国内外相关学界同仁的重视和好评，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而今天重新阅读这些论文，我认为这些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和论述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并没有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而降低，故希望它能继续为学界同仁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本论文集共选论文23篇，按文章论述的问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由10篇论文构成，论述和比较的主要问题分别是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的构成、经营理念和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形成发展等问题。下编由13篇论文构成，大多数文章论述和分析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的改革和调整以及泡沫经济的教训等问题。以下仅对上下两编中主要的文章加以概括介绍。
《中日两国股份制企业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资本积累的先天不足是近代中日两国工业化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因此能否成功地引进和普及西方股份公司的企业制度可以说是决定两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性环节，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国的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日本在短期内实现了既定目标，而中国多有曲折，进展非常缓慢。文章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对中日两国引进和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主要过程，两国政府采取的方针、步骤、措施，以及企业家的构成和素质进行了具体比较与分析,论证和阐明了近代中日两国工业化不同历史结局的主观性原因。
《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不同特征及其不同境遇的原因》一文认为，在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张謇和涩泽荣一作为两国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家都提出了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精神支柱的实业思想，但从结果上看，这一所谓的“儒商思想”在两国工商业界所产生的反响出现了巨大的不同。文章以此为线索，对两者儒商思想的内容做了具体比较，指出两者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并从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企业家产生的条件和构成等诸多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证了两种儒商思想经历不同境遇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以实际例证阐述了中日近代化过程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和互动过程。
《张謇和涩泽荣一的比较与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一文认为，在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代表性人物张謇和涩泽荣一两人之间，既有诸多相似和相近之处,也有一些差异和不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出身于农民家庭，都曾做过政府官僚，后来又都做出了弃官从商的人生选择，他们都有出访先进国家的经历，思想上因此受到了近代文明的洗礼，等等。然而这些看似相像的人生经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不同，而从这些差异和不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所带有的时代特征与两国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联系。
《买办型企业家为何在近代日本不见大量形成》一文认为，自上而下地发动工业化是中日两国在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方式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行为主体即企业家群体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两国企业家在类型和构成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中国,买办型企业家的存在十分引人注目,而在近代日本企业家群体中,买办型企业家从来就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成为一个人数众多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然而，日本经济史学界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却不尽充分。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认为,中国是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被强行打开门户的,买办资本比较容易得到独立的发展。而日本的情况则是,在开港初期阶段,存在像藩这样比较强有力的经济主体，也有专事涉外关系的人员,这些都是阻碍买办资本成长的因素。本文认为，日本学者的这一解释虽然有其道理，但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一，中国买办型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与鸦片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日本没有鸦片贸易的历史；其二，与清朝统治者推行洋务政策有关，而日本则没有这种政策方面的因素。围绕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本文做了具体的比较和细致的分析，对这一问题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解释。
《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与日本式经营》一文认为，在日本近代工业化过程中，武士出身的企业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武士出身企业家的形成过程与特殊的历史条件做了论述和分析；从“忠诚意识与‘国事’经营理念”“强烈竞争意识与薄弱的自由竞争理念”“‘恩情’意识、‘和’意识与经营家族主义”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传统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之间的联系；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劳资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分析和论述了经营理念对日本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目的在于探究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和人的因素与日本式经营得以产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说明经济的现代化与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企业经营体制是可以在相互碰撞和磨合中融为一体的。
《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再思考》一文从泡沫经济与国内外的环境、经济泡沫化的表现及形成条件、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后果、泡沫经济的教训这四个方面，对日本泡沫经济做了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并认为泡沫经济的崩溃是日本经济久病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泡沫经济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综合性、连锁性、迁延性的特征；其主要教训在于，政府对日本增长潜力估计过高、金融调控失误和体制上存在严重弊端；过分强调本国股价、地价以及日本式经营方式的个别性；等等。应该说，泡沫经济给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而它在日本的形成说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进行的过度干预一旦失去理智，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难估计的。
《日本企业的再兴之路——日产汽车公司改革重组留下的启示》一文以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厂商——日产汽车公司为对象，对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日本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和调整做了实证性的考察。文章分析了日产汽车公司经营状况日趋恶化并陷入生存危机的原因，介绍了1999年日产汽车公司被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并购的过程以及此后制定的《重建计划》，认为日产汽车公司的再建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其经营者树立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责任意识，充分意识到了日本式经营具有保守性的弊病和企业面向世界引进创新型经营人才的必要性，从而确立了新的经营战略目标，使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适应了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最后应该加以说明的是，除了有关经营史方面的文章之外，本书的下编还选用了两篇属于宏观经济方面的文章（《忧喜交加的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主要是因为我在从事中日经营史比较研究的同时，一直关注日本经济形势的变化，并在1998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黄皮书写作组的成员，承担了《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有关日本经济部分的撰稿任务。应该说，这项工作对经营史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故从中选了两篇收入本书。此外，还有《日本的物价上涨及其发展趋势》（发表在《世界经济》1982年第12期上）一文，是198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刚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写的文章，虽然今天看来所论略显粗浅，但当时有幸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研究成果奖，因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故放在本书中当作对自身学术历程的一个回忆。
周　见
2016年11月初于农光里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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