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植物发源于何处？如何被传播交流开来？在不同的文化中又有怎样的意象？
在不同的国度，植物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而即便在同一种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意义也会随着历史变迁而改变。从科学性、人文性出发，结合中外文化交流史、园林史、美术史等，本书从更为综合的角度看待人类如何认识植物、如何赋予不同植物不同的文化意义，以及各种植物在不同地区、文化中传播的历史细节和反映的文化现象。
名称来历、全球传播、文化内涵与历史典故，40篇植物文化随笔构成的这本书，让你有一种在文化与植物交织的时空中畅游的感觉。
花开时节又一程
为了消磨旅行拉长的时日，我曾坚持以脚步丈量自己去过的大部分城市，从车站走到市中心，走到旅舍，走到博物馆，走到广场，走到古城墙……在海外大多数国家这是可行的，毕竟，相比如今中国那些正在急剧扩张的城市，它们大多只能算小城市。
等看厌了教堂、寺庙、展馆、古迹和街头涂鸦，就去探寻更生僻的地方，比如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曼谷的私家园林多待一会儿，在阿尔罕布拉宫观察喷泉如何运作，在罗马寻找古引水渠的残迹。有时候会半路在毫不知名的小镇临时下车，闲逛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一户户人家的窗前挂着花，紫藤顺着一面白墙攀缘而出。印象深的是安达卢西亚人养花种草的热情，不，不仅仅是热情，这是他们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房前屋后总有花木盛开，收拾得干净利落。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养的那些寻常花木，红绣球、凤仙花、吊金钟，想起上中学的时候校园在城市边缘，紧邻一大片田地，每到春季油菜花开时我们沿着田埂背书、散步。那时曾淘到一本旧书《群芳新谱》，讲一些花草的栽培方法和古诗文典故，出版时可能针对的是离退休干部，因此拉开距离看也挺有种老派的怀旧感。
后来读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些有关植物的著作在挑剔的今人看来，或许插图不够精细，分类也有点荒诞─和林奈的植物分类学不搭界。其实明代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在商业和兴趣的驱动下，人们开始着力在各个行业、诸多方向上深究细赏，出版商、药物学家、爱看杂书的文人们纷纷撰文出书，于是有了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计成这样的园林高手、李时珍这样的药物学家和《金瓶梅》那样世俗味浓厚的小说。
和明代大致同时，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也对植物研究产生了很大兴趣，进而，随着殖民的脚步到全球搜集标本和移种植物，这也是所谓现代知识建构和传播、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加速的宏大历史的展开。在好多博物馆里能看到欧洲的博物学家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采集的标本、精致的手绘图谱，它们足以构成迷宫一样的景致。
自然，书店、图书馆里也有各种植物有关的书，有的从现代植物学的角度辨析花草，诸如“科”“属”“种”“多年生落叶小灌木”等名词让我发懵，爱读的是那些讲述植物学家、园林学家如何去世界各地搜集标本的故事，他们进行的是真正的“发现之旅”，而我的旅行更多地是在既有的指南地图中寻找到一个个景点。
算是为旅行留个纪念，拉拉杂杂边走边读边写，记下我曾见到的那些植物、看到的故事和对比之下的些微感想。让我好奇的是植物标本、命名在不同文化间“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以及“文化定位”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像《群芳新谱》那样仅仅从中国古诗文、神话传说等“内部视角”出发解读植物的审美、文化意涵的传统著作不曾涉及的。
在古代，帝国的扩张、使节的往还、僧侣的传教促进了植物的传播和植物知识的扩展，但一种花木能否得到广泛传播、种植往往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和缓慢的人为改造。而大航海后的植物传播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全球经济体系对资源的商业开发为基础，波及规模和推进速度前所未有，一旦有市场需要或者进入公共建设范畴，就会形成规模化的开发，再进入全球的需求市场和知识体系的循环建构中。
在历史变迁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对同种、同类的花草会有不同的命名和认知。即便是在中华文化圈，今天的我和唐代、宋代、明代的人看到的同一种花朵的前因后果就大不相同，比如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年轻人把玫瑰当爱情的象征，视向日葵的寓意为生命力的张扬，等等，可是500年前的明代人可能还没见过葵花籽这种东西呢。
养花种草方面我是新手，不敢教大家如何侍弄，姑且就在科学和人文、地域化和全球化、前现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这诸多理念、机制、知识的变化纠结处和琐细缝隙里找些闲话说说。
是为志。
周文翰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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