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史略_牛立伟_9787519500559

战略防御是属于战略层级的防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俄罗斯民族在处理战略防御问题上既曾有过成功的经验，但同样不乏深刻而惨痛的教训。本书作者从历史的维度出发，运用第一手资料，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的演变历程，尝试着从不同角度总结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演变轨迹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影响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的主要因素，力图总结对我有用的借鉴与启示。

　沙皇俄国时期战略防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是随着防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一个萌发、形成、发展与变化的复杂而漫长过程，战略防御是根据它固有的原则和要求实施的，这些原则和要求随着武装斗争、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不断增加着新的特点。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古罗斯时期，以军事远征与所属领地防御相结合的积极战略防御雏形诞生。封建割据时期（11—15世纪）的战略防御思想萌芽主要特点是重视提高防御的稳定性，巧妙使用预备队。中央集权时期（16—17世纪）俄军战略防御通常是在次要方向实施，而在主要方向实施坚决的战略进攻，该时期俄军守城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帝俄时期是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彼得一世是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的鼻祖，他是俄罗斯军事历史上第一位运用战略防御打败外来强敌的军事统帅；МИ库图佐夫是战略防御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俄国的战略水平提高到新的发展高度，他成功地运用战略防御使此前在欧洲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军队遭到战略性的失败。两位杰出的俄国军事统帅，两次巧妙地运用战略防御，使俄军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彪炳战绩。以НП米赫涅维奇、АА涅兹纳莫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学派”军事理论家根据发展变化的战争性质，在其学术著作中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战略防御的地位和作用、基本原则、组织与实施战略防御的主要方法等问题，他们对该时期战略防御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该时期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5年）、俄日战争（1904—1905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组织与实施了一系列战略防御，这些军事实践对战略防御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章战略防御思想的孕育萌芽一、古罗斯时期（9—11世纪）：以军事远征与所属领地防御相结合军事战略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军队和战争出现的同时产生的。俄罗斯军事战略的萌芽要远远晚于远古时期古代东方的印度、中国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奴隶制国家。大约到公元9世纪下半期，东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国家组织，史称“基辅罗斯”，军事远征是当时古罗斯国家军事战略的具体表现。进行积极的军事远征时，古罗斯国军队特别重视所属领地的防御。组织所属领地防御，是古罗斯国最重要战略问题之一，因为在其对外远征的同时，始终面对来自南方游牧民族（佩彻涅格人）的威胁，国家南部地区形势尖锐紧张。“据史书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位期间，罗斯先后与佩彻涅格人进行了8次大的战争，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南部边界，沿杰斯纳河、奥肖特尔河、特鲁别日河、苏河和斯图奇卡河建立了新的障碍物，修复了旧的障碍物，为了监视游牧部落，堆积了瞭望台，设立了警戒哨，在重要方向上，还用土堤和栅栏将警戒瞭望台连接起来。”ВА佐洛塔廖夫著，李效东等译：《俄罗斯军事战略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古罗斯国建立起具有战略意义的筑垒防线，以保卫国家免遭游牧民族侵袭。但古罗斯大公并没有采取单纯的防御措施来确保边界不被好战民族侵袭，而是采用了将远征和积极防御相结合的策略，由此开始，积极的战略防御雏形诞生了。二、封建割据时期（11—15世纪）：重视提高防御稳定性，巧妙使用预备队11世纪下半叶，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基辅罗斯分裂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独立的封建公国，开始了分散割据的局面。俄罗斯战略防御思想史略第一章战略防御思想的孕育萌芽封建割据的前期，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军队人数较少，战争的目的和规模都十分有限，大规模的交战几乎不存在。因此，军事战略是同战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一次小的战斗就能够同时解决决定战争结局的战略任务和战术任务，军事战略思想常常是蕴含于战术思想之中。当时战争的性质主要是各封建公国内部之间的对抗，各公国互相攻讦，大小混战不断，“据史书记载，从1228年到1462年的234年间，共发生了90场内讧战争，其中35场发展到攻占城池的规模”。转引自СМ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莫斯科，1959年，第1卷，第1190页。各封建公国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和巩固已夺占的领土，通常都重视国家的防御准备，主要是构筑城堡、加强城防工事和修建边防要塞，在最重要的地区驻扎军队；在野战条件下，则是由防御军队在预选地区摆成密集队形，利用土质壁垒抵抗进攻者。早在那些年代，对防御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态度：多数情况下，对防御是估计不足的，但有时则认为防御是唯一合适的军事行动样式。封建割据中后期，罗斯军事战略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抵抗外来民族入侵和民族解放。在抵抗外来民族的战争中，罗斯王公改变了以往试图独自完成御敌任务的策略，注重各公国军事力量的联合，军事行动的主要方法是以行动谨慎与迅速相结合的战略进攻为主，以积极防御为辅。在主要方向实施坚决的进攻，消灭进犯之敌主力，它是由以统一各罗斯公国和抵抗外来民族入侵为宗旨的政策所决定的；但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及外部敌人实力强大，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罗斯军队必须要重视积极防御的作用。当时所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基本上较好地展现了军事战略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提高防御的稳定性和重视战略预备队的使用”为主要特征的战略防御思想萌芽正孕育发展。1242年4月5日“冰上之战”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Невский）灵活采用“团队队形”，依靠建立先头团增大了战斗队形的纵深，通过积极防御，成功抵挡住了日耳曼铁甲骑士向中央实施的强大楔形突击，随后借果断而巧妙的机动两面包围并围歼全部敌人，取得了楚德湖之战的胜利。该时期最能体现罗斯军事战略中积极战略防御思想萌芽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ДмиртрийИванович）的军事思想。他历来十分重视积极防御的作用，尤其是在己方军事实力较弱时，重视在边境城市修筑工事，从而构成一条战略防御线。1367年，在莫斯科还修建了石头筑成的克里姆林宫，极大地增强了莫斯科公国的防御能力。1380年9月8日的库利科沃会战（Куликовскаябитва）体现了德米特里作为一个战略家的天才，其战略（战术）的运用包含了积极防御的思想。首先，会战中，罗斯军队十分重视防御的稳定性。通过战前的缜密侦察，罗斯军统帅识破了蒙古骑兵的战略企图，下定决心，借助库利科沃原野的有利地形，合理部署军队。德米特里将总决战的地点选择在便于罗斯军队行动而限制鞑靼骑兵机动的地方，从会战前罗斯军队的“团队队形”“团队队形”是罗斯军队在“墙式队形”的基础上形成的，是11世纪罗斯军队常常采用的战斗队形，由三部分组成的横队：即主力团（中央团）、左翼团和右翼团。可以混合配制步兵和骑兵，实施机动，突击敌军侧翼。部署来看，战斗队形列成了2—3线，极大地提高了队形的稳定性，可以保障军队抗击敌军的正面和侧翼的突击，实施迂回，不断增强纵深的突击力量，并使战斗队形各要素之间便于保持协同作战。其次，罗斯军队的局部预备队和总预备队（伏击团）对最终取得会战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会战开始初期，他并未将主力全部投入到与敌人的决战中，而是预先将一股精锐骑兵力量隐藏起来，先由先遣团和大团消耗敌人的主力突击，打乱蒙古军队的战斗队形，待战机成熟时迅即将由精锐骑兵组成的伏击团投入进攻，进而围歼敌人。俄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资深学者ВА佐洛塔廖夫少将曾评价道：“库利科沃会战是运用预备队（当时称伏击团）的经典战例，伏击团在关键时刻被用于主要突击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战的结局。”ВА佐洛塔廖夫著，李效东等译：《俄罗斯军事战略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防御思想中包含了积极防御、率先接敌，积极迂回，巧妙使用预备队等因素，防御的主要目的用于赢得时间、准备和集中主要兵力。
　　与同时代的瑞典、日耳曼、蒙古鞑靼等外来入侵民族的军事思想相比，它具有较强的优越性。毋庸置疑，当时罗斯的战略防御思想仅仅是停留在孕育萌发状态，是一种战术防御的思想，真正的战略防御思想还远未形成。三、中央集权时期（16—17世纪）：在次要方向实施战略防御，或在主要方向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守城艺术得到极大发展1547年，伊凡四世（ИванIV）加冕为“全俄罗斯沙皇”，标志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军事战略的目的和内容，以前各封建公国之间的内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巩固集权制国家、抵抗外族入侵的民族战争和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远征）。同时，火器、射击武器的问世（14世纪）以及在军队中的广泛使用（15—16世纪），军队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军事组织的完善，促使作战方法和样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保证了攻防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中央集权制下的沙皇俄国时期，伊凡四世曾运用战略防御的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的问题，即在主要方向上实施战略进攻，而在次要方向上实施战略防御，力避两线同时作战。他采取了先东线（喀山方向）后西线（波罗的海）的策略，而在南线（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帝国）则采取了守势，实施战略防御的策略。他命令军队在南线建立了绵延长达数百公里的边境防御线，由一连串的筑垒城堡、各种木造边防堡垒、林中鹿柴（路障）、木桩栅（打入地里的圆木）等连接而成，在无树林中间地带则由壕沟或土堆组成；设立警戒哨和哥萨克骑兵哨，监视鞑靼人的行动情况；派遣部分兵力牵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行动，并时不时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克里米亚发动小规模的“远征”，实际上仅是虚张声势而已，其战略中心仍然在东线和西线，在南线则完全是战略防御的态势。当战场形势不利于军队进攻或者遭遇到军事实力更强的国家或联盟的进攻时，沙皇军队才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的态势。沙皇伊凡四世所发动的战争大多是以对外领土扩张为主，常常是以强凌弱，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比较大。伊凡四世对外扩张的军事政策和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行动的类型以进攻为主，但形势不利时常常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例如，1578年利沃尼亚战争期间，波兰国王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纠集了德国、匈牙利、丹麦、苏格兰等国雇佣军，把对俄战争变成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十字军远征，俄国扶植的丹麦傀儡马格努斯也投奔波兰，同时由于长年对外征讨，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国内形势急剧恶化，俄军在利沃尼亚战场上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因俄军以前大多是对敌实施猛烈的进攻，并没有实施防御战斗的经验，在波兰军队的进攻之下，俄军节节败退，最终利沃尼亚战争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终。17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沙皇俄国一直都处于大动乱之中，国内各贵族势力斗争异常激烈，政权更迭，哥萨克和农民起义不断；国外波兰虎视眈眈，伺机入侵，沙皇俄国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该时期，俄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事件就是两次对波兰的战争（1604—1618年的俄波战争、1653—1667年的俄波战争），但两次战争的性质却完全不同：第一次对波兰的战争是17世纪初波兰封建主利用俄国农民和哥萨克的反抗斗争入侵俄国，本质是为了同俄国封建主争夺对俄国人民的统治权，因此它必然得到俄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第二次对波兰的战争则是俄国利用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起义进攻波兰，本质上是为了同波兰封建主争夺对乌克兰人民的统治权，具有侵略战争的性质。
　　从俄国军事历史上看，通常当俄罗斯民族面对强敌入侵时，俄国军队才迫不得已采取防御行动，俄军所采取的防御行动大多是发生在第一次俄波战争期间。17世纪大部分时期，俄军防御思想依旧停留在战术防御层面，甚至整个俄国军事战略都没有太大的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它与当时动乱的社会时代背景有较大关系，同时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军事战略的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军事思想的发展则需要呼唤优秀的、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的出现。同俄国军事战略不同的是，随着军队人数的不断增长和军事行动规模不断扩大，17世纪西欧各国的军事战略得到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机动战略”和“警戒线战略”（кордоннаястратегия）的出现。当时认为，战略行动的目的和对象通常不是敌方的军队，而是不经过决战便夺占敌方的领土，其作战方法是迂回敌军的侧翼，采用袭击敌方补给线、威胁敌方物资基地（仓库）等手段，将敌军赶出预定地区，迫使敌人退却，这被认为是军事战略最大的胜利，这便是“机动战略”。当时著名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认为：“夺取土地就是胜利，而不是杀伤敌人。”（Б.В.帕诺夫主编：《战争艺术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警戒线战略”则是同“机动战略”相对立的，为了对付敌人的机动和保卫本国的领土，防御方要在重要的交通枢纽构筑许多可以驻扎强大守备部队、储备大量物资的坚固要塞，同时把全部兵力沿边境线平均部署成一道单薄的防御屏障，力图掩护所有的方向。“警戒线战略”的产生与出现是随着当时西欧各国建立小规模的常备军而出现的，代表了当时西欧各国军事理论对防御问题的一种观点，是一种消极防御，因为在宽大正面分配军队，又没有顺畅的指挥体系，敌人只要在某个方向集中兵力优势，便可以突破敌人的防御。到了18世纪，随着人数众多的军队日益出现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警戒线战略”很快遭到了摒弃。
　　俄国军事理论家，如彼得一世、ПА鲁缅采夫、АВ苏沃洛夫、МИ库图佐夫等，都对“警戒线战略”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战略有着天生的弱点，宁愿采取小心谨慎的或纯消极的行动”。中央集权制时期，战略防御的思想萌芽主要是体现在组织与实施防御的过程中构筑坚固的壁垒和防御线，利用天然有利地形，合理部署兵力；在野战条件下，则是在没有构筑工事的阵地上部署密集的队形（该时期沙皇俄国军队的战斗队形仍是以“团队队形”为主），抵抗敌人的突击，重视提高防御的稳定性，减少敌人的火力毁伤。该时期，战略防御思想最大的贡献就是守城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两次英勇的防御中：利沃尼亚战争中的普斯科夫防御（1581—1582年）和第一次俄波战争中的斯摩棱斯克防御（1609—1611年）。防御具体组织与实施情况参见表1。表1普斯科夫防御和斯摩棱斯克防御普斯科夫防御斯摩棱斯克防御防御的性质ИП舒伊斯基率领俄国军民抵抗波兰入侵МБ舍因率领俄国军队反对波兰立陶宛封建主武装干涉持续时间143天20个月兵力对比俄军16万人，波军5万人，俄军处于劣势俄守军5000人，波军3万人防御的组织与实施守军善于运用火炮，先后击退了敌军30余次猛攻，其中包括敌人两次决定性的攻击（来自切列哈河方向的攻击和来自韦利卡娅诃方向的攻击）；利用逆向坑道（反布雷坑道）所进行的反爆破作业粉碎了敌人炸毁要塞的企图（敌军先后向要塞挖了9条坑道，尝试借助坑道炸毁要塞）；合理使用驻军预备队，及时击退了波军炮兵击毁斯维努兹和波克罗夫两座塔楼之后的突入之敌；开展内外结合，实施突击，袭扰敌军，俄城中守军先后对敌实施了46次频繁而有效的突击，使敌军精力疲惫并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普斯科夫要塞外的武装军队积极行动，涅恰耶夫率领驻守在要塞以西60千米处的普斯科夫-佩乔雷寺院的射击兵部队对敌军小哨和饲料员进行了多次有效的出击。利用要塞中的头等武器（各种不同口径的火炮200门）和大量弹药，成功地抵抗住了波军5次猛烈的强攻，牵制敌军达两年之久，俄军的战斗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守军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援军被打掉和瘟疫疾病），士气高昂，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甚至连最后一批守军（约3,000人）都炸毁教堂与敌人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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