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一种新型民主形态的兴起和成长_刘杰_9787802327566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着诸多新形势和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执政党，只有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不断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民主道路只有在具有本国特色、适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才是可能有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需要也不可能选择西方提供的现成方案。中国一再强调要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树立自信的立足之本，是对自主选择的中国式民主的自信。

绪论民主是今天世界上最流行、或许也在政治理念和分析逻辑上最为混乱和对立的概念。一些人从纯粹抽象的理想主义出发理解民主，忽略掉一切前提性限制的预设而把民主描述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价值”和终极价值；另一些人则更加简单和明了，民主在他们看来就是有竞争的公开选举，票决制就是民主的核心；还有一些人则更愿意相信，民主是一种现实的国家政治制度形态，民主对于人类社会既不是最初也不是最终的价值追求，民主当然需要票决但绝不仅仅限于票决，民主的实现形成是多样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取决于本国人民的选择，对于民主好与坏的评价也只有放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才是客观的。众所周知，现代民主是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发展形态。在大多数时候，民主在实践中外化为一种政治制度。但是，仅仅从制度层面来理解民主政治是不够的或至少是浅层次的，难以从根本上把握民主的内在价值和逻辑理念。实际上，制度在本质上是特定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民主制度蕴涵的核心价值是民主的理念，而基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对于民主理念的不同理解和认知造成了当今世界民主制度的多样化特色，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具有普世价值并在所有国家行之有效的民主模式。在当今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不同国家更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制度安排，尽管在当今世界上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一再强调其民主模式具有普世性的传播价值，但实际上，无论是一些长期仿效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生“颜色革命”后的东欧中亚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与西方式民主都是显然不同的。这一点，是理解当代世界各国有着不同民主道路的基本前提。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方在国际政治中强势地位的确定并不断致力于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性推广，不同民主道路和制度国家之间的比较坐标及互动沟通方式日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化。一方面，西方的全球扩张不仅意味着经济价值和经济运行规则的普遍主义趋势，也蕴涵着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普世化取向，西方式的民主价值尽管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抵制，却仍然会在客观上对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西方式民主的傲慢和偏见决定了它的扩张必然是有限度的，更不可能无期限地持续进行。在比较的视角下，任何一种民主从本质上说都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不同民主制度蕴涵着不同的核心价值，而基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对于民主理念的不同理解和认知决定了当今世界的民主道路和制度必然是多元的，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具有普世价值并在所有国家行之有效的民主模式。绪论中国式民主——一种新型民主形态的兴起和成长对中国而言，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长期以来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与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相适应的民主道路。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发展史，自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之日起，关于民主问题上的“体用”争论就从来没有平息过。直至今日，西方式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理念渗透仍然是持之以恒的政治过程，以至于在国内一些人的理念中，西方式民主是毋庸置疑地值得顶礼膜拜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对西方式民主基因的任何借鉴和吸纳都是对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可能颠覆。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在无意识中陷入了主观性臆断的思维误区，人们在感性的执着中难以对西方式民主做出理性的辨证认识。关于中国式民主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没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的国家要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推动下取得当今世界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不可设想的，中国的发展已经并不断在进一步证明，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单一的市场化和要素流动的结果，蕴藏于背后的是更为深刻的民主制度保障。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市场化改革，但与市场化改革并重的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建设的同步推进。在对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进步做出肯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式民主的质疑和扭曲根源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长期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始终是出于发达国家的制度性傲慢和意识形态偏见来看待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英、美和西方世界在占据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强势地位的同时，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民主和国际道义的化身，在虚幻的“华盛顿共识”下，西方世界坚信“历史已经终结”，只有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才是唯一合理的。在傲慢与偏见的双重形态下，英美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权状况的评价简化为一条基本的标准，那就是只有按照西方的意志和西方的方式发展人权的国家才是可以接受的，任何与西方标准不一致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压制和攻击。在这样的霸权标准下，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并根据自己的国情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自然会被视为“异端”。虽然中国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决定了英美等国不能像任意对阿拉伯国家实施制裁乃至军事干预那样对中国进行强制性的压制，但始终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对中国的民主问题横加指责和攻击。为此，当纯粹的价值抽象和理论臆断变得毫无实在意义的时候，人们必须回到事实的原点来探讨问题的真相，这就是中国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从这一原点出发，人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事实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始终在致力于探索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国在曲折的民主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制度。在今天，可以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特征大致归纳为：第一，中国式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国家建设的整体需要，纳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整体布局，没有这一前提性的限制，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也不可能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去走出一条新型的民主道路。第二，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进行，任何形式的民主建设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正在和平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这一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同时却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5000年的专制政治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心理等方面都刻上了深刻的烙印，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是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民主意识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中国发展民主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不断探索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方式和路径。第三，中国式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这一方面体现为民主意识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制度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甚至还会经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需要继续不断地探索和寻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民主政治的最佳道路；也体现为中国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受到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中国的民主政治水平还有待于随经济发展水平而逐步提高。第四，中国式民主是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先有政党而后有民主制度是中国式民主最本质的特征。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普遍的特点是先有民主制度后有政党政治，执政党在既有民主制度的规范下进行活动，而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行的民主政治发展。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形态。这一新型的民主形态以共产党执政并领导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为前提，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和终极理想，以民主与集中相结合为指导理念，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要求，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经济基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政党关系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理念，以发展党内民主为政治保障。具体说来，中国式民主蕴涵着如下几方面的核心价值和制度逻辑：（1）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指导原则；（3）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根本要求；（4）依法治国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基本方略；（5）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政党制度保障，也是与人民代表大会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基本制度形式；（7）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的民主建设不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还外化出诸多经验性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人们如何理性客观地认识中国式民主同样是富有深刻寓意的：第一，中国式民主的最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和绝对主导地位，党在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下，对民主的制度建设和政治实践做出宏观安排。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政党先于国家存在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根据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制度设想走出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政治发展道路。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作为一个自成立以来在国民政府长期进行军事镇压之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成立后短短28年的时间中不断提升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进而最终在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战胜国民党赢得国家政权，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民主主张得到了更多普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这也注定中国从一开始就必然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走出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第二，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和主体方面，中国式民主的显著特色在于政府、社会与人民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上的高度共识和协同行动。在西方的民主理念中，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天然对立的，自从人民把天赋人权以契约的方式部分委托给政府来行使之日起，人民就不得不始终警惕政府随时可能滥用权力，反过来侵犯人民决不让渡的生命、财产等权利，正是为了防止人民委托权力的政府反过来侵蚀人民的主权地位，西方国家才设计出了以“三权分立”为核心、不同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复杂而繁琐的制度架构。简言之，在西方的民主逻辑下，政府是最有可能侵犯人民的主权地位的，人民必须随时警惕这样的行为发生。而与之根本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民主理念下，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党、政府、人民共同致力于国家成长和民族复兴的同一目标，党和政府本身就是从民众中产生出来并以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式民主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它在理论上与现代民主精神的高度契合，在实践中始终致力于提升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水平。第三，中国式民主的重要表征之一还表现为对协调平衡推进民主建设的高度重视。换言之，中国从来没有把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对立起来，而是始终注重把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平衡推进，二者同样受到高度的重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以经济发展为由压制民主的国家建设道路，这样的观点或者是基于对中国无知或者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下的无端推论。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从来没有失去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视，中国不仅明确规定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等都得到了同步的推进，如此丰富的民主形式的同步推进，远远超越了西方票决制民主的单一化视野。第四，中国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条内生的民主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民主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国家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来践行人民民主的目标，使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保障，广泛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显然，这样的目标是符合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目标和共同价值的，这样的方式和路径更是和平的和非扩张性的。它与西方强制性推行自己的民主主张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希望外部世界尊重中国人民的自主意志，按照自身的国情和特点来推进自己的民主发展，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和路径来实现自己的民主建设目标，它从不试图为世界确立一种普遍的民主标准，更不试图强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必须接受这样的标准。在今天这一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上，这样以自主和平等精神对待多元民主发展道路的立场显然是合理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第五，以高度的自省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国家，对国家建设如是，对民主政治建设亦如是。尽管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可以说在提升中国的民主化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也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中国的党、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在民主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中共十八大报告公开承认当前中国“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在执政党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承认在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方面存在不足是其他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的，这是中国独特的民主建设态度，也是在反思自身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民主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第六，以务实的负责任态度发展民主。尽管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然在世界100名以外，按照联合国制订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1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在发展国家民主时必须考虑这些现实的制约因素，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提出民主化承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致力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态势的变化负责任地发展民主，既注重不断提高对人民的民主保障水平，又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七，以试错的渐进式路径发展民主。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试错的方式逐步探索中国发展民主的道路，进而实现民主的渐进式发展是中国的重要经验。中国始终坚信，民主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何期望中国可以在一夜之间全面改善民主状况的主张都是不切实际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中国的选择是优先发展国家民主，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其他领域的民主建设状况。民主发展的渐进性是过去30年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经验，今后仍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式。第八，以制订优先议程的方式发展民主。民主当然是一种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民主的发展更是基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推进的实践行动，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力量还远远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对民主的要求，尤其是在发展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基层民主等方面。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在现实的条件下，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对国家的民主状况感到满意，在13亿人中找出几个对现状不满意、或者基于种种个人或片面原因而抱怨的人是十分容易的，中国在民主发展中需要确定优先项目，着力解决最现实、最紧迫的民主问题。第九，在动态调适中发展民主。民主的发展需要平衡风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不仅常常难以形成共识，甚至时而处于矛盾和对立的态势，当一些人试图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时，另一些人更加希望自己的基本生存得到起码的保障，这极大地增强了政府在民主发展上的选择难度，要求政府不仅成为民主的保障者，还要成为对立、冲突的调适者，防止任何一种借民主的名义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第十，以自主选择的立场发展民主，在坚持民主发展的自主意志基础上推进多元民主形态的包容性发展。中国在民主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进行民主建设，同时也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发展民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由于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持有偏见，推动包容性的民主发展将成为中国今后在世界民主平台上的重要任务。这一包容性具有双重涵义：其一是中国自身民主发展的包容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政治发展进程中又先后经历了多次曲折的国家来说，以包容的心态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在民主发展方面的有益经验是必要的，当然，这种包容性必须是审慎的、有区别、有选择的，必须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其二是国际社会对不同国家民主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包容性，既然人类是多元文明并存的大家庭，在民主道路方面当然也应该存在不同的选择，这应该是基本的而且应该受到尊重的共识，但在西方的民主话语强势及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难以改变的现实下，促使西方国家逐步培育对多元民主选择的包容性对中国而言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在中国看来，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没有人认为它已经固化为一种封闭的状态，动态性本身就是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特质之一，但同时，一个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经济发展成就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选择的民主发展道路缺乏自信。中国式民主在当今世界是现实的存在，不论是否喜欢它都在那里以自主、自信的方式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文明持续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不需要也没有理由让外部力量来教育自己应该选择怎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国家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高度重视和强调民主，并且取得了最好的民主建设成就，这也即是中国应该并且能够对自己的民主道路保持充足自信的理由所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着诸多新形势和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只有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不断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民主道路只有在具有本国特色、适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才可能是有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需要也不可能选择西方提供的现成方案。中国一再强调要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树立自信的立足之本，是对自主选择的中国式民主的自信。

　第一章什么是中国式民主？
　　如何理解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的前提和核心，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构建起来的民主形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发展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有过曲折，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国已逐步明确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制度正日益得到不断的健全和完善。一、中国式民主的成长轨迹毫无疑问，中国是后发的民主国家，现代民主的理念和制度设计都经历了一个从引入到消化，然后积淀自身特质的过程。但同时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国在推翻皇权专制、逐步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将新的民主制度与传统截然割裂，文明的基因不可消除地内化在民主化的每一步，对民主的发展道路和路径选择产生内在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事实上，在中国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思想家也提出过许多与近代民主观念相近的观点，“民主”一词本身就来自于《尚书》中提出的“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孟子有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千古名句。荀子则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早期民主思想的元素，至今仍然构成中国式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只不过，尽管在主张上与近代民主的理念有类似之处，但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统治者“为民之主”的意识，更多属于权术的范畴，与“以民为主”的现代民主观念是不同的。进入近代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开始了对中国式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孙中山提出了“民生、民族、民权”这一蕴涵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的“三民主义”民主观，并设计了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渐进式民主政治发展路径，尤其是他提出的“五权分立”观念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他看来，西方式“三权分立”存在诸多弊端。如由于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许多人得以因滥举或用私人而得居官位，同时，由于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常常使得行政权不能正常施行。为此，他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设想了独立的考选权和纠察权。第一章什么是中国式民主？如何理解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一种新型民主形态的兴起和成长李大钊则对民主的意义和价值、民主的形式和保障、民主的基础和条件、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的“商议性民主”观念将强调公民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强调集体公共意志的共和主义结合起来，至今对人们深入理解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具有启发意义。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缺乏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制度保障，先行者们的设想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鲜明地提出了争取民主的口号。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通过的政治纲领就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人民民主理论的奠基人，在他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始终对民主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强调。根据地时期，他把人民政权的性质归纳为“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他出于阶级矛盾扩大为民族矛盾的实际提出了“人民民主主义的口号”；1939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概念，强调“现在，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将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宣布“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对中国如何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探索。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新中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了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指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制度、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当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中国也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形成了单位化的社会组织和动员体制，由于过多地从革命党而非执政党的思路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导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更多地强调了集中和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建设步伐一度严重滞后，发展到“文革”时期，民主更进一步被异化和滥用为“大民主”，完全成为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政治工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一度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社会也处于严重的疏离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深刻反思“文革”失误的基础上，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在这一前提下，他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民主的全面发展和协调统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各种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在政治上实现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各项政治权力和基本自由，并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发展，要逐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邓小平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理念作出的重大贡献，还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深刻把握上，他在反思“文革”期间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深刻教训时多次表示，由于我们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没有确立宪法和法律的应有权威，并以此来维护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为了切实解决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并依法行使各项民主权利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邓小平找到的根本解决途径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指导。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理论。他一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就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江泽民对西方式民主战略及其后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指出：“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想把他们那套民主制度强加给我们，总想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尖锐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打所谓的‘民主’牌，实质上就是要实现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他还对依法治国作了更为完整系统的表述，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胡锦涛那里，发展中国式民主的理念集中体现在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实践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执政党提高发展民主政治能力的基本思路：（1）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3）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4）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5）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这些思路，实际上也奠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不少曲折，走了许多弯路，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统一起来，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二、中国式民主：核心价值与制度逻辑民主既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制度。在价值层面，不同的民主蕴涵着对民主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遵循着特定的理念、原则和立场；在制度层面，不同的民主制度显现出不同的体制结构、组织方式和程序规范。对中国而言，中国式民主政治是价值与制度的融合，在价值基础上实践制度，在制度的运行中调适价值。具体而言，它蕴涵着如下几方面的核心价值和制度规范：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本质要求和理想追求。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与西方式民主强调的“人民主权”观念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同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话，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必须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完善的制度保障。这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体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这三位一体的互动逻辑中，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执政从根本上说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畴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防止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是中国式民主的指导性理念。与西方单纯强调民主和自由不同的是，中国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高度强调要辨证地对待民主和集中的相互关系，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之间的辨证统一。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理念在政治运行中具体体现为，国家政权机关经由民主选举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在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目标，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把这种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目标转化为现实。实行这一原则，既可以充分体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执政的政权本质，有助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又能使国家在实行统一意志和决策过程中避免干扰，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确保民主政治运行的广泛性、权威性、有序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结合。第三，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式民主的根本制度理念。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在制度上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逻辑下，国家权力的主体始终是人民，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方式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和各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民主的方式制定法律法规，把人民的意志汇集并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等政权机构也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人大负责，确保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都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运行。这样的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当家作主地位和民主的广泛性，又避免了三权分立制度下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相互推诿、政治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端，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一致地组织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第四，依法治国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采取的治国方略，但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依法治国的思路下，执政党和国家通过不断加强法治建设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同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还与以德治国的思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第五，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中国式民主的经济基础。公有制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强调发挥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促进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十分重视把保障公民合法的财产权放在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地位，在新修订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从而在根本上落实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理念，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得以有机地统一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第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中国式民主遵循的基本的政党关系理念，也是与人民代表大会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基本政治制度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方式。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不是对立的关系，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代表性领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因此，中国必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第七，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内涵，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增强内部凝聚力和战斗力、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也对发展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为了要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实行和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引导和推进人民民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民主“如果在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简言之，中国式民主是适应中国国情发展起来的，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和制度规范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中国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更没有政治民主可言。只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得以建立，中国人民才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民主政治的发展才逐步走上了良性的轨道。当前，不断发展中国式民主不仅可以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更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新的动力，使中国的国家建设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推进格局。三、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环境和新取向中国式民主的建设不是孤立的政治发展进程，必须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加以把握，重视借鉴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总结取得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课题，要求中国不断创新思维，努力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新途径和新道路。近年来，国际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多变性和过渡性等明显的外在特征。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取向，影响国内稳定和发展的变数不断增多，但就宏观而言，国际社会仍然处于旧秩序向新秩序、单极化向多极化、霸权主义向国际关系民主化方向演进的曲折过渡时期。但从本质上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在这一大势下，当前中国在探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多于不利因素。这表现在：（1）和平与发展出现了新情况，但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就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拥有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2）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初露端倪，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着新的深刻变化，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将不断上升，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初显端倪；（3）大国标准和国际竞争方式变化，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不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军事实力，而是是否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能否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以积极的姿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4）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增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更加紧密地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的成长战略都必须在宏观的国际环境中加以思考和确立；（5）国际机制的作用虽然还受到诸多限制，但通过有效的国际机制安排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6）反恐怖主义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战略基点，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契机，不同社会制度和战略利益的国家在共同的目标下形成了全球性的反恐合作阵线。在充分认识到当代国际形势变化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并不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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