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_刘守刚_9787309127652

　　《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为配合“中国财政史”教学而写作，其宗旨在于从政治视角重撰一本新型的教材。《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的特色在于，不再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而让财政学回归到政治学学科中去，抓住财政作为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这一根本，着力于运用政治学理论框架来梳理和解释丰富的中国财政史料，总结中国财政发展的规律。通过将财政思想演变与财政制度实践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阐述了财政制度的源、流、变，说明了历史上的财政经验及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并揭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在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方面的秘密与智慧。

　　《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

　　一、封建制瓦解的现实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现实中出现了下述三个方面的变化：人与自然关系调整、边疆国家兴起和集权型政制形成。这些变化既是封建制无法继续维持的表现，其本身又成为封建制进一步瓦解的原因。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

　　西周初年实行封建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人群以聚居的形式散落在大地上，而分封制更适应这样的现实状况。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人口繁衍带来的变化一是由生产技术重大进步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推动了封建制在现实中的瓦解。

　　西周初年建构起来的封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聚居人群的生存与发展。可用来加以衡量的一个鲜明的指标就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大地上人口已大致达到2000万。随着人口的繁衍，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耕地上的人均产量越来越低。就是说，人口数量开始对原有耕地资源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人们不得不纷纷涌向那些未曾开发的土地，对其加以开垦，从而形成了大量在原有产权体系之外的“私田”，这就使得土地产权关系的现实离原来的“井田制”愈来愈远。随着土地的大规模开发，未开发土地数量大大减少，原先土地分封的界限就不得不加以突破，此时通过对外扩张以增加土地成为普遍性的要求：一般的民众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即外延增长的方式），下级领主要求更多额外的土地以便形成脱离上级领主产权体系的“私田”，而国君则需要更多的领土以增强国力。

　　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指的是此时生产工具水平已大大提高，其标志是战国时期铁器投入了使用，另外还有诸如水利灌溉工程得到开发，耕作技术和劳动技巧得以改进等。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对生产工具使用的努力程度。原先向领主提供劳役的集体耕作制度，日益显得落后，无法以足够低的监督费用让劳动者提供有效率的劳动。这一状况，在古代典籍中屡有反应。如“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以及“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吕氏春秋·审分篇》）。相比之下，小农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单位更有效率，也因此日益成为基本的单位。此时，五到八口之家的小农家庭，可以相对有效地耕种“百”亩之田（相当于后世的32亩左右）。杨宽先生指出，与西方直到十四世纪由于水力鼓风机的采用才使得冶炼铸铁技术推广不同，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即能够冶铸白口生铁（得益于冶铸青铜器的鼓风设备），并以此来铸造铁器农具。因此，从战国开始，中国人就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这样的小农生产方式，事实上一直保持到清末。就是说，在中国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一物质文明基础。上述变化，也要求对原有的封建制度进行调整，并以家庭生产方式为基础重构经济和社会制度，从而通过效率的提高（即内涵增长方式）来养活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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