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_倪玉平著_9787030523679

本书内容包括：农业型财政的固化；战争与旧体制崩溃；重建新体系；财政改革；收支结构演变；财政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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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丰、同治年间（简称“成同年间”，1851-1874年），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了自传统社会以来最为激烈的变动。成同年间既是清朝统治者起死回生的阶段，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发生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打开中国门户的关键之战，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和传统迥异的道路。但中国社会的真正转型，却发生在稍后的成丰、同治年间。在中西交锋及太平天国运动的交互作用下，旧有的各种制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无法应付当时的各种临时性需要，连之前的一些功能也逐渐消失，只能任由新鲜事物萌芽、发展和壮大。

　　就财政体制和财政结构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中国，也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经晚清和民国，而后达到高潮。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同时也是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清代财政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旧有的财政体制基本失效，为避免彻底失败的命运，清廷从上到下都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自救运动。为应付危机，清朝统治者被迫抛弃了“不加赋”的祖制，动用一切常规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搜刮银钱、拼凑军费。

　　大致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是从中央到各省全面挽救财政困难的自救过程，也可以说是从捐输和铸造大钱等传统政策失败，到厘金、洋税等新兴商税大幅度增加和确立的过程。此消彼长，传统的农业型租税收支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扭转，原有的财政制度全面崩溃并开始了向以工商业财政税收为主体的转型。虽然对统治者而言，这种转型是被迫的、无奈的。

　　这一时期，传统的中央集权格局也受到挑战。中央与地方、省份与省份之间的部门利益矛盾变得明朗起来，不再遮遮掩掩。尤其是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分野，格外引入注目。面对战火纷扰及战后凋敝的困难，中央或是通过权力频频强行指派、摊征，或是通过哀求希图地方各省顾全大局、设法救济中央；但另一方面，中央对于地方的各种实际困难又往往充耳不闻、敷衍了事。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奏疏，要求朝廷体贴民情、推行减赋，但私下里又拼命加征厘金，截留财源，以图自便。

　　相较清前期较为整齐划一的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而言，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央财政权力显得极为分散和力不从心。清朝统治者通过准许各省督抚自筹饷需，地方督抚得以控制部分税源，以供练兵、平叛灭匪，从而把清朝的寿命延长了数十年，但却对整个国家产生极大危害，直接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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