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在我上铺的兄弟
王卓异 /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与因果、了悟与性情、空无与我执、大道与心界、直至悲喜与死生。这些矛盾既互相冲撞，又如诗中的酒与水般难分彼此，或雪花与桃花般看似阴阳对峙，实则一体两面。
但在这些纠缠与两难之上，晓东（作者本名王晓东）还是想建构一种永恒的浪漫。这种永恒并非静态的终极，而是季节式的轮替：桃花凋零时，三联星会升起；三联星隐没时，桃花又会盛开。地面上有限、单向的时间，在晓东的冥想和仰望中连接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存的星空，循环往复，无始无终。
二十多年前，晓东是我同宿舍的上铺，是常常与我在胡同深处的小酒馆聊到凌晨才翻校门回宿舍的兄弟之一。我们有契合的好恶爱憎，相通的书生意气。但是他远比我性热，对事对人，都不吝于全情投入，大喜大悲。这种性格导致了他自序中提到的那次彻底崩溃。
随之接踵而至的，是很多常人难以承受的东西。重压之下，晓东却一直没有失去原有的性情。他曾经带我到崩溃后入住的医院故地重游，轻松地讲述物理和药物手段的规训与副作用的折磨，好像那些不过是奇幻的游历。走到住过的病房楼后时，他甚至有一种夙愿得偿的兴奋。那里到院墙之间有一道窄窄空地，少人经行，殊无可观，却曾经是他被拘束在病房中时窗外唯一的视野，有朝一日踏足此处便成了日思夜想的愿望，一旦实现，之前的痛苦倒似乎恰恰成就了此刻的快乐。
总是急切地望向目力所及的最远处，这种赤子之心既让晓东命途多舛，也是他一次次得以重新恢复了气力的支撑。当年的那块空地，即便荒芜废弃，已足以明示一件事给病房内的逼仄：这里发生的一切，力道再强，时间再长，也远非世界的全部。另一种可能既然在
视野中，束缚便只会激发挣扎的热望，并将醒醉间的抵抗冷淬成锋刃，正如晓东在《疯子》这首自画像般的诗作中写到的：
把清醒放在醉态里
通红地焚烧
然后在梦的铁砧上
锤击和煅敲
再适时地放入现实的冷水
一个疯子
就可以准确地打造
我们都在文明的磨石上
被生活的逻辑磨校
最终获得圆滑的构造
一个疯子
反而
锋成刃峭
他顺利地劈开了人群
闯过秩序的信号
大摇大摆地招摇
这首诗于2013年冬写成，收录在晓东的上一本诗集《对岸》中。晓东并不知道，1998年的一个夏夜，我曾以他为蓝本，用相近的醉酒、睡梦和河岸等意象，写过一首《病人》：
我又一次听到笑声
在你的酒杯里面，漫长的睡眠过后
轻得近似于叹息
用一个循环论者的圈套
挽起笔荡开的黑暗空气和散落的日记
结成一枚救赎的路标
立在干裂的风里，长满方向的土壤中
宿愿已经东流入海
曾经的水在我们
居住的干涸的岸边
闪耀着蒸发掉的光
在一个幻觉的世界里
是否还会有幻影
日已西沉
黑暗在漫上你的掌纹
勾勒脉络清晰的灵魂
两首诗间隔十五年，加上之后的三四年，晓东和我一直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寻找从此岸到对岸的方向。我一如随风转蓬，此地干涸，便寄望于下一个他乡或有源头的活水；晓东则一直坚守本根，无论如何艰难困窘，从未放弃自己的痴情所钟。而今，我漂洋过海，却还在巨大的此岸茫然，回头间，倒看到晓东已凭着跌打出来的锋利，大摇大摆地闯入对岸招摇。隔岸相对，当浮以大白，既自罚也相贺，酒便用晓东的去年回京相聚，他曾在赠与我的《对岸》的扉页上题道：
半生心中酿
唯君晓其香
天下几许重
每遇借杯量
美酒如是，一醉之下，此岸对岸也好，廿载殊途也好，大陆大洋也好，必将统统化入通透的星空，再也远不过上下铺间的距离。
2017年3月5日
于美国纽约上州客檩屯 (Clinton)
自序 让历史为诗情而记忆
这部《三联星》，是我在史诗方向上探讨的第一部作品。写史诗，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向往的事情。
我曾经在1989年上初二的时候，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立志要当最大的官，当中国的总统，来实现对民族的拯救。为此，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孩子，猛然长大又突然爆发，一路上了人大附中，又考进了北大法律系。
在人大附中读高中期间，高一第二学期就分了文理科班，农村来的孩子文科基础都不怎么好，完全是靠理科支撑成绩。但那时如果考大
学的法律系，只能读文科，所以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文科班。当
只有懵懂的印象，国外的总统大都是读法律出身，所以只有读法律专业，才能实现当总统的目标，并且去践行这种拯救。年级组长耐心地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一直到了高三还在劝我回理科班，因为我的理科成绩很好。他总是对我说：按照你的理科成绩，北大和清华随便挑，选择文科的话，谁也难以预料最后的结果。但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坚持下来，最终考入了北大法律系。
在北大读书期间，算是实现了第一步，学了法律，但也因此知道绝无可能当上总统。而如果想领导一个国家，需要太漫长的仕途的煎熬。我因此转而沉浸在哲学研究中，希望最终做出一个更明智的决断。1994年大一的暑假，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但中国的哲学并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传统，基本是断言式、感悟式的，语言特点并不支持概念推演，因此导致我在这个过程中的彻底崩溃，到回龙观医院住了三个月。
此后，我麻木不仁地消沉了两年的时间，直到1996年，在和中文系的程凯、王卓异、吴浩的长期漫谈过程中，一个新的想法在头脑中闪现，也就是我后来坚持到现在的理想：为不到百年的现代文语言奠基，用作品构筑这种语言的艺术价值体系和审美方向。从此，我才又重新恢复了气力。从语言的崩溃，到毕生致力于在语言上建树，可以说是希望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那时，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几部史诗作品。
这个想法虽然一直在心中回旋，但直到2014年，也就是十八年后，我才动笔写出了这第一部史诗风格的作品。当时，我已经写了大约五百首短诗，终于拿起笔来，创作了这部《三联星》。
大多数人都知道史诗是西方的概念，要写一部史诗作品，首先应该去读西方的史诗，然后才能照猫画虎。
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至今没有读过西方任何一部史诗。因为，我希望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写。我个人以为，史诗没有那么复杂，作为长篇叙事诗，只不过语气庄重一些，结构宏大一些，人物鲜明而传奇，就足以具备史诗的要求。至于格式，中国人有自己的诗歌传统，和自己的阅读习惯，只要延续并革新中国的诗歌传统，去芜存菁，就足以产生中国自己的史诗传统。
所以，如果很多人不愿意将这部作品定义为史诗，我也不会因此感到失望。
我只简单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出一部让自己振奋的作品，并且期待能在现代文百年以来的开端，为诗歌注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和手法，并且能为后来人开创一个新的体例。为此，我觉得行文流畅、极具可读性、内容翔实而深刻，远比不着边际的感叹和花哨的格式更加重要。
如果读者心存异议，我并不想再去过多辩驳。作品的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背后有每个人不同的动机，不必过多纠结于此。
回到这部作品的内容本身，主人公王归波澜起伏的历史存在，大致可以归类为理想和爱情两大方面。
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共和的观念，因此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因此，我借天上星与星的井然有序，来表达主人公懵懂的现代法治观念。为此，他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而在爱情方面，我借主人公的话语，说出了一个关于爱情本身自己设定的社会学模式：也就是人的第一次自由恋爱，还并不懂得爱情本身的角色要求，往往并不是纯粹意义的恋爱，而是对担当父亲或者母亲角色的一个确认过程，因此才会刻骨铭心。因为一旦失败，实际上就是角色扮演的失败，所以大多数人会全情投入。正因如此，双方都在角色确认的过程中，并非秉持平等的心态，双方的行为模式就会出现错位，非常容易失败。而完成角色确认的过程后，男女之间的爱情，才能变成纯粹平等独立的呼应，才能真正实现稳定的爱情与婚姻的关系。
同时在作品的形式上，我选择了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韵体。但长达数千行，如果选择一韵到底，太多地方会显得颇为牵强。所以在韵体的具体形式上，选择了每章一韵。这样做既能通过韵体使每章读感上节奏比较鲜明，同时又不会因为刻意附会而使作品丧失流畅和自然。
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第一部自定义的史诗风格作品。未来，我还会继续探讨下去，写出更为深刻、宏大而不失可读性的类似作品。
而对于毕生的理想为现代文语言自身的艺术性奠基，衔接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鸿沟，我仍将矢志不渝。我会继续努力用多种风格的诗歌，在不同方向上不断探索和超越。我以为，用作品本身来涵盖自己的探讨，远比用理论框架更有意义。至少，不会成为历史上另一种语言发展的桎梏。
在相继出版了诗集《对岸》《冲积》和《凌汛》后，我出版了这部写于2014年的《三联星》。或许只有数百年后的人们，才会知道我在这些作品中开辟的路途是否可以成为彼时的蹊径。而就当下来说，如果这部作品能给当代人带来一些回味和参照，我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错河
2017年1月4日
错河：本名王晓东，号错河布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93级，著有诗集《对岸》《冲积》《凌汛》等。 因流经北京平谷家乡有一条河，自东向西，与众江河相反，故名错河。错河音通错何，反读何错，均是对命运与自我的一种质问，故以此为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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