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囚徒_[日] 藤井太洋著，刘金举等译_9787516822142

　　《时光囚徒》为日本优秀科幻小说精选集，收录了日本优秀科幻作家福田和代、林让治等人作品，作品如抒情诗般的韵味打动人心，柔情的哲理性，奇妙的想象力特色显著。
　　《时光囚徒》所写内容涉及未来刑罚、人工智能、寿命、阅读、相对论、宇宙时空、医药等领域，在领略未来科技的同时，引发人们的思考，充满着科技与人性的哲学思维，有较强的启迪作用。

　　中日文化渊源之深无须赘述，科幻也是连接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之一，它使两国近代文化不断结下新缘，梁启超、鲁迅等诸位先贤都是其中典型的开拓者。
　　日本“科幻”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露端倪。明治时代国家转型，日本追随欧美走上近代化道路，科幻应运而生。最初的科幻小说和当时出现的“政治小说”相通，旨在“启蒙”。把它归属于文学，显然和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对于小说的界定有着密切关联。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科幻小说”如今竟纳入到“art”之内，身份和地位为之一变。日本儒家学者严垣坦月创作的《西征快心篇》，用汉文写就，仅1500余字，故事以日本为原型虚构了一个远东岛国——黄华国，将军滬侯弘道召集8000名武士乘战舰踏上西征之路，以对抗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殖民。文本不仅仅体现对技术的崇拜和与西方列强的对峙，与此同时也透露出日本要成为亚洲执牛耳者的意图。
　　在日本科幻文学起步阶段，与其他领域一致，也是在译介和仿造中不断展开。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小说在日本的地位甚至达到了与莎士比亚小说比肩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科幻文学被称为“古典科幻”。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科幻文学随风而转，成为宣扬国策的工具，直至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日本科幻文学没有因帝国的扩张而走向新的繁荣，而是成为政治传声筒。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迄今为止的半个世纪的日本科幻我们称之为当代日本科幻。
　　日本当代科幻逐渐呈现出自己的特色。首先，日本科幻作家的成名作往往被认作“现代派作品”或“后现代派作品”，在“纯文学”中占据一席跨界地位；同时科幻的文本很快和多种文化形式、新媒体兼容，形成一种“大科幻文学”或“泛科幻文化”的格局，及时应答了全球范围的文学走向文化、科际整合、区域化走向全球化的衍进趋势。与日本当代科幻文学文本相对应和联系的，主要是动漫、漫画、造型、影视、网络、游戏等形式，在媒体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新的文化产业链，显示了文学发展中的元初状态，实际上，文学本身就是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场域。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日本科幻并不陌生。小松左京（1931—2011）在我国广为人知，他的《日本沉没》，以大自然地壳运动导致日本沉没为起始，以幻想的笔触大胆暴露社会，同时注重描摹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了在灾难面前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百姓的众生相。《日本沉没》的系列延伸作品带动日本科幻小说的质变，从单纯的科学幻想转向更深刻的哲理思考，原本的“Science Fiction变为Speculative Fiction（思考实验小说）”。此外，小松左京还有对战争进行反思的科幻作品。小说《征兵令》凸显了战争的威胁，男主人公的父亲曾经是当过兵的人。在他因病住院的时候，正值征兵令下达之际。男主人公周围的青年人一个接一个地接到“红色”征兵令。开始，大家还觉得是恶作剧，可是，一批批年轻人都就此消失了，接着是“阵亡通知书”的接踵而至，全国处于极度恐慌之中。没了年轻人，“红纸”征兵令又飞向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专业免征人员也不能幸免。这时主人公意识到，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有人以强大的力量在操纵。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他有超人的“念力”。
　　同时，小松左京的科幻理论也在日本科幻界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63年发表的《致苏联科幻作家伊万·叶菲列莫夫的公开信》（篇幅所限不能展开）中，对于苏联这位科幻大师在196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科幻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叶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过去的影子》和一系列短篇杰作在苏联科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理论归于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理论”框架之中，其中的局限不必在此重复。小松并非简单地否定有关理论，其主旨不是构建“科学的文学”而是打造“文学的科学”，实质上这是不把科幻文学作为实体概念而是作为机能概念的思考。让科学思维进入文学殿堂。小松的科幻论的指向是“明天的大文学”，他的创作和理论对于日本当代科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安部公房（1924—1993）也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如果没有安部公房，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纯文学作家大江健三郎、成为科幻界顶梁柱的小松左京的存在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系列作品成为确定日本现代文学方向的指针。”《墙壁——卡尔玛氏的犯罪》《箱男》《砂女》等作品是其代表作。这些作品在我国评论较多。
　　日本科幻四天王之一的星新一，创作有一千余篇科幻“掌小说”闻名于世。作品题材广泛，克隆人、未来世界、环境保护、星际战争、时空穿越、政坛丑闻、市井生活均有涉猎。他的创作为当代日本科幻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筒井康隆是至今健在仍笔耕的经典作家。他为日本科幻的发展作出了宅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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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爱玛侬的背影陷入了沉思，“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小时或是几十年对于“回忆”而言，都只是一刹那。梶尾真治笔下的爱玛侬和阿椿一样，都是非自然人中的类人，但与阿椿不同的是，爱玛侬不再体现文化的乡愁，而是在融合地球生命史的基础上，展现人在其中的位置和意义，对于三十亿年的生命演进历程，人的存在微不足道，但是作为这壮丽的生命之歌的一个音符，人的独特性哪怕是一刹那也有其价值。
　　与梶尾真治的创作可以媲美的是日本著名科幻作家高野史绪，她近年来的代表作《音乐·机械姬》也弹奏出一曲生动惊险的生命乐章。
　　在这一方面，立原透耶另辟蹊径。她的成名作——长篇科幻小说《无风的祭礼》塑造了一个与人类世界平行的异域空间，从神的出现到智能人类的诞生情节可以看作是对古老民族神话传说的改造，以此书写一个有回归意识的现代新神话。
　　从我个人来说也是和日本科幻颇有深缘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幸得到星新一本人的支持得以翻译日本科幻作品，后来到日本访学，得以继续关注该领域。回国后在大学里讲述日本科幻。2018年4月21日，在东京有幸参加日本第38届科幻作家协会大奖颁奖会，并受邀在会上致祝辞。21日又和藤井太洋会长等十几位科幻名流欢谈，共议中日科幻交流事宜。这也促进了9月8日到9日在长春大学成功召开了互联网时代中日科幻文化高峰论坛。藤井会长满怀喜悦之情，回顾了中日交往的历史。他说：“日本文化中有多少是来自中国的影响啊！”他正视历史，希望在科幻交流中，续写友好的新篇章。他和笔者代表双方发起中日《长春宣言》提出：一、探讨信息时代科幻中体现的“文学”新变化，重新认识“何为文学”，拯救衰微的文学，建设适应时代的“新文学”；二、在科幻已经进课堂之时，进一步培养青少年的想象力，让他们成为未来世界的优秀人才；三、坚持科幻从民族文化传统、神话、民俗中汲取营养，这是连接过去与通向未来的桥梁，让人不离精神血脉；四、全面认识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人类之“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保障：五、积极推进科幻、动漫与相关产业合作，走一条“大科幻文化”之路。
　　在上述文字中我没有过多涉及本书作品。读者在文本面前，有自己的权利和空间，阅读也是创造。在结成本书过程中，得到日本科幻界同仁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立原透耶女士辛苦了。还有心象天地公司也协助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谢。
　　科幻为我们结缘，让我们珍视它，借此缘再获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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