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_王中忱_9787513078306

作者数度负笈于中日之间，根据自身独特的走读体验，讲述了人和在地居所不可思议的种种因缘：从中国东北地区的掌故出发，逐步迈向东北亚区域的文化历史；从对中日两国文艺往来的回身张望，到对文学文本及其生产场域的驻足凝视……比较文学与区域文化史在不经意间于本书交汇，呈现出一幅浪漫而高迈的地之缘画卷。

小引
人和在地居所之缘有时微妙得让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相信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和故土距离越远反而越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本书Ⅰ虽然题为东北亚，所收文字的内在主线却是我的故乡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关注重点则在明清以来这一地区人与物的流动，以及由此交织纠结的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2008年，我到坐落于日本京都洛西地区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做客座研究员。那里的地理气候接近中国的江南，夏日细雨霏霏，即使到了冬季，凭窗望去绿色仍是底色，近树远山上点缀着花的洁白和深红，而我就在这江南般温润的风物里，埋头阅读有关北部东亚朔风卷雪地带的文献。偏巧有朋友接手办了一本杂志，在我动身赴日之前特地来约写专栏，于是我就写成了这样一组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短文，注释尽量少，且都放在行文里。但现在,甚至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这本杂志了，我只能依照电脑里留存的原稿录入，也没有办法一一注明最初刊发的卷期，好在每篇篇末都有写作时间，算是留下了当时的印记。
地之缘其实也是人之缘。我之所以能在京都有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集中读写北部东亚，首先受益于刘建辉先生邀我参加他主持的研究计划。建辉先生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转职日文研以后，致力于现代东亚区域文化史研究，连续多年主持国际研讨班，且努力促成了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将所藏文献转赠给日文研。日中历史研究中心是在村山富市就任首相时期（1994年6月1996年1月）发表承认日本对亚洲邻国侵略的历史并正式表示道歉的谈话之后，通过国会议案创办的，由日中友好会馆负责运营，由著名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先生领衔组织。该研究中心从正视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立场出发，推动日中两国历史学者合作开展研究，扎实搜集文献资料，也得到了中国很多研究机构及图书馆、档案馆的响应和支持。但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动，研究中心获得政府的资助不断减少，到2005年终于不得不停办，所藏图书档案也无处可归，甚至可能被打散处理。在此时刻，正是由于建辉先生和安藤先生，还有安藤先生的夫人岸阳子先生积极协商，多方奔走，才使这批文献最终完整入藏日文研的图书馆。而我到日文研客座的时候，正值这批文献开架阅览不久，我有幸成了较早的受惠者。
日文研每年从世界各地招聘客座研究员，申请审核颇为严格，但进入研究中心后则基本自由放任，除了要求有一次公开学术讲演，对研究课题和内容没有限制，也不要求在限定期间内提交研究成果。而日文研为研究人员准备的工作条件堪称一流，图书馆里相关专业文献收藏丰富，馆际互借业务尤其周到高效。热心又具有很高专业素质的馆员甚至会根据你所查找的文献，提示你不曾注意的线索。日文研内设有多种类型的研究班和研讨会，既有基本成员作为主体，也向所有感兴趣者开放，特别鼓励跨国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也鼓励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做田野调查。作为建辉先生主持的研究班成员，我们曾一起到紧邻韩国釜山的对马岛，向当地的史志研究者请益，也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东方学院与同行交流研讨。有了这些游历经验，我在那年夏秋之交重回吉林和黑龙江地区，观察和思考也多了维度。在日文研期间，我完成了一篇综合考察清代中国东北地区人口移动与族群混融的论文，开篇从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到黑龙江下游踏查、目睹清朝边界朝贡贸易的景象提起问题，就是试图超越通常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方史框架，努力从多国交错的关系中考察一个地区结构性变动的尝试。此文先后两次在日文研内的研讨会上发表，听取了多方批评意见，最后修改成稿，收入姬田光义先生主编的《北?東北アジア地域交流史》（有斐阁2012年版）。因为时间关系，此次未能翻译成中文收入本书接受更多方家指教，颇感遗憾。
而我对东北亚区域文化史产生有意识的关心，则早于到日文研客座，回想起来当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大阪外国语大学时期，在西村成雄先生的研讨课上开启端倪。西村先生的成名作《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1984），是在批判日本近代东洋学脉络上的所谓满蒙史研究基础之上开展的地域史研究力作，后来他的研究又拓展到20世纪中国政治、外交和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我被西村先生的研讨课吸引，自然首先因为课堂的讨论题目有一部分和中国东北地区相关。我曾生长于斯的地方，本来以为很熟悉，但参与讨论后却突然感到陌生，从而产生重新了解和认识的欲望；而西村先生把地域史研究和整体性把握现代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并进而延展到东亚区域分析的方法，也让我感到了特别的魅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村先生的师者风范，他对学生的真心关切。即使在我留学结束归国以后，也经常接到先生寄来的论著，每当他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总会约我见面。有时我到日本做学术发表，他只要知道，一定会抽出时间赶来，并在会后留下长谈，给我很多建议和指教，使我这个一直以文学研究为业的人，体认到了突破学科藩篱的必要，也增强了勉力一试的勇气和信心。当然，由于既有的训练和兴趣所在，我更关注的是有关某一区域的历史叙述的形成过程，考察其知识谱系，分析对其产生制约性影响的现实政治情境。本书Ⅱ所收文章，虽然论题各异，但在这一方面来说主旨大体是相近的。
本书Ⅲ至Ⅴ所收文章，大都以文学艺术为讨论主题，与我的主业比较文学研究更为接近，且多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展开讨论，但我注意不把文本视为自足之物或透明之物，而是同时考察文本的物质性（如小说印刷，藏书作为载体等），关注文本生产场域的变化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现在回头检视，或许可以说，尝试把比较文学和区域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是这些文章的共有特色。尽管写作当时，我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
走读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是我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状态，也是本书所收多篇文章得以写成的条件。感谢赵京华兄在筹划观日文丛时想到来招呼我，我的这些文字其实既观日也观中，更多描述的是中、日对观，和文丛的主旨似乎并无偏离，但因为最初刊发多为学术论文体式，此次即使努力简略注释，终不能达到随笔文章的灵动，也得到了京华兄的宽厚接纳。感谢责任编辑李硕女士，她默默地为打理本书的文字和注释体例等所做的工作，让我深深感念。

立冬之日，写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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