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连先生的女儿连丽如、女婿贾建国夫妇进行整理, 对一些江湖术语做了注释, 对许多字的读法做了提示, 并邀请插画师于连成先生特别制作了近30幅插画, 令全书内容增色不少。
连阔如（1903—1971），原名毕连寿，笔名云游客。1927年进入评书界。他虚心好学、记忆力强、刻苦钻研，创立了自己独到的表演风格，人们称赞他“见识实在，胜人一筹”。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北京伯力威广播电台连续播讲《东汉演义》，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之美誉。后又在其他电台播讲《水浒》《东汉》《隋唐》《明英烈》等书。诸书皆书情严谨，人物性格鲜明。他说书时台风潇洒，神完气足，语重声宏，口齿清晰；尤其注重细节及穿插于书情中的评点论述，淡入淡出，不着痕迹。三大书目《东汉》《三国》《水浒》，经过他认真揣摩，反复加工，成为连派评书扛鼎之作。《东汉》的打功、《三国》的讲评、《水浒》的民俗，被公认为成为"连派"评书的经典标志。1938年，他以云游客为笔名，出版了《江湖丛谈》一书。
连阔如先生谈艺记录
我们说的书目，有一种书我们管它叫“墨刻”，《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就是。它都是经过人写的，那会儿没有铅字印刷，都是木版印刷，所以叫“墨刻”。这种书，我们说书的说就挣不着钱，因为多好的“扣儿”后文的情节观众都知道，留不了悬念。您比方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把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给烧成那样儿了，张飞、赵云杀了一阵，然后关云长在华容领五百儿郎把曹操挡住了，那样的“扣儿”是再好无比的吧？可是观众放心，都知道后头准把曹操放了。早年说书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啊，指着“扣子”拴住观众呢；可是观众这一放心，今儿有二百人听书，明儿也许就剩五十人了——就说能剩一百人，那比头一天也得少挣一半儿钱呐！所以说书的人说书非常讲究“扣儿”，有“碎扣儿”，有“大扣儿”。在这方面，《东汉》这类书，比《三国演义》就有优势。
过去说书是留一次“扣儿”打一次钱（说评书，书馆的伙计管收费，拿着小笸箩在听众中边走边收费，叫打钱）。比如我说这段《三请姚期》，头请姚期的时候，刘秀一叫门，邳彤由打里边儿出来，喊一声：“啊，你看，来了！”刘秀一回头，邳彤把刘秀夹胳肢窝底下了。说到这儿一拍醒木，这就是一个“扣儿”，这时候书馆的伙计就该打钱了。听众心里着急啊：这刘秀怎么就让邳彤给夹胳肢窝底下了呀？往下听，往下听！给完钱就都留下继续听了。再往下说，邳彤夹着刘秀就走，到菩提岗碰上姚期从那边儿夹着鹿攥着钢鞭来了，姚期管不管这档子事儿？这又是一个“扣儿”，再打钱，刚才留住的观众就继续交了。等姚期跟邳彤打起来了，刘秀喊手下留情，告诉姚期怕家里气死老母，叫姚期赶紧家里看看去，老娘要是气死了，你姚期要邳彤的命我不管，老娘要是没死呢，孤家给你们两下里说和。这儿观众心里就又不踏实了：姚期他娘到底气死没气死啊？这个说：“姚母教子有方，最怕儿子惹祸，这让人家堵着骂？门口骂、院里骂、屋里骂的，准得气死啊！”那个说：“不至于不至于，咱们往下听先生说。”这他就又往下听了。再往下说，邳彤跟姚期比武，镖打邳彤，这儿也是“扣儿”；说到二请姚期，捆了刘秀，王伦不答应，大伙儿假意赔礼敬酒把王伦灌醉，把刘秀一捆，把王伦也给捆起来了，这儿又是一个“扣儿”。大的情节转折也是这样，比如二请姚期和三请姚期之间，你要是说完二请直接就三请，“扣子”就泄了，听书的主就不听了。怎么办呢？没等三请之前又“飞”出一个“扣子”来：四个喽兵把王伦给救了，王伦骑马拿枪追下来跟另外八个人打起来，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寨主，什么长相什么穿戴什么打扮什么兵刃，这么一说。久听书的都知道这应该是马武来了，但是说书的可不说，就是不提谁来了。那么到底是不是马武呢？这就是悬念，扣住观众的同时也给三请姚期以及后头的书蓄积了力量。如此往下，一个悬念没完呢又扽出若干个“扣儿”来，越来悬念越多，这样的书听众就必然爱听。
提到二请姚期这段故事，这儿就应了我们说书有句话，叫“书说险地”。如果说王伦来了直接把刘秀救下来，这段书观众听着就没意思了。不能让他救刘秀救得那么简单，跟另外八个寨主打也不能轻易的就胜，胜得越险、打得越艰难，越能显示出你要夸赞的人物的本事来。我们说传统短打书，有个人物叫欧阳德，六月里他穿着皮袄、毡鞋、戴着皮帽子，就是说这个人练把式有能耐，寒暑不侵。书中的其他哪个人物要是跟这样的人打起来了，那这段书准有意思，听书的观众准爱听；要是俩饭桶打起来，那不就没劲了吗？所以，“书说险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处理原则。我们说现代的故事也是这样。比如，我们讲三年抗美援朝的故事，弘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有的文艺作品写出来就把美国写的仿佛不算什么似的。我们志愿军要是把一个“不算什么”的敌人给打败了，那就把我们的英雄写弱了。对于帝国主义敌人，应该是有两层说法。第一层，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那是说叫你不要怕它；但他要真是纸的，那么不堪一击，就不用抗美援朝打这么多年了。所以第二层，我们的战士真打在前头的时候，管他叫“王牌帝国主义”呀，当时世界上帝国主义没有比它势力更大的了，实际也确实如此。这样两边打起来才能更加凸显出我们的力量来，这在我们写东西来说要尤其注意。
我们说书要想好听，在整体结构的穿插上也有很大的讲究。有一年我发现报纸上有一个人写小说，说我们北京有两派练武的人。一派是八卦派，练八卦拳，这是董海川发明的。他武艺很高，有些练武的人知道他有把式，惦记着“撅”他，把他约出来跟他比试，结果全北京练武的都输给他了，只好跪地上管他叫师父，从此他收了大批的徒弟，大都是好样的。他的徒弟里有一个“眼镜程”，光绪二十六年在东四牌楼看见日本人拿枪打中国人，抱打不平，一顿拳把好几十个日本人打的东倒西歪。董海川死后葬在东直门外自来水公司后头，有碑写着“董海川之墓”，就是这位八卦派的创始人。还有一个门派就是太极门，这一门在北京有个叫杨露禅的人武艺最高，天下闻名。把式匠当中有“坏人”就在两个门派之间挑唆拴对儿，见着董海川这边的，就说“杨露禅说了，你们不成”；见着杨露禅那边的，就说“你们太极门的一碰上八卦门的就完”，就为了挑两边儿打起来，倒看你们俩谁成，终于有一天这两边儿见了面儿交了手了。这个内容本来挺好，北京武林为这个事儿折腾了好几年呐，多少人都惦记看看董海川怎么好、杨露禅怎么高，可是这个小说，五百字把这点儿事儿给说完了，这个作品显然是精彩不了的。要是我们说书的说，这可是一段好书啊，要是从结构上穿插着说起来，俩人且得打呢，且见不了输赢呢，可说的东西太多了。这就要求，说书人首先要对书的情节掌握熟，再者就是要掌握说书的一种笔法叫“三碰头”。还拿我说的《三请姚期》举例。刘秀头请姚期，一叫门，邳彤出来把刘秀夹胳肢窝了，情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这么说。我先得说姚期家里的情况：姚期母亲病了，需要人参、鹿茸，没有钱买，大夫给了姚期人参，让姚期进山逮鹿找鹿茸，姚期夹着鹿出山口正碰上邳彤押着刘秀对面走过来。姚期必然纳闷儿刘秀怎么让邳彤逮着的吧？说书的笔法就从这儿走，往回说刘秀因为什么来请姚期，怎么让邳彤拿住。那么，邳彤怎么会在姚期家里呢？再交代邳彤是让店家蒙骗，跟姚期结了“梁子”，这才到了姚期家，没找着姚期碰上刘秀了。按着这个顺序这是一种说法。当然，好的说书人，他处理这几段书是灵活的，先从姚期这儿说也成，先交代邳彤是怎么回事儿也成。总之，是邳彤、姚期、刘秀，三笔书合成一笔书，这就是“三碰头”，书的内容和结构丰满了，观众听着也好听了。
《三请姚期》在《东汉演义》里我们称之为一个小“柁子”，它是一部书的组成部分，既像盖房子的房柁，是重要构件，又像秤砣，一个小砣管着很大的分量。建房子必须先积累足够的物资才能开始建设，说书也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演员也好，作家也罢，必须注意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说书，需要积累的就是生活，要熟悉生活，把各式各样生活中的事情都丰富在自己的脑子里，用的时候随拿随有；我们说书用的语言也如是， 同样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语言表达方式，谚语、成语、术语、歇后语等等， 都要熟知，到用的时候能够挑选出最恰当的一句来使用。比如，说这个人势利眼，看不起人，瞅着人家穷就瞧不起、见着有钱的就巴结，这一堆话的意思，我们用“狗眼看人低”，一句话就解决了。说书的语言最忌讳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五个字，表达了意思又表明了立场，这就是丰富的语言、灵活的运用。
当然，旧书的说法跟现在的说法不能一样。过去说书是为了挣钱吃饭，不管历史，不知道对历史负责。现在就知道啦，说书不是简单事儿。听书首先不能让人受害，要让听书的人民群众得到教育。全国说书的万八千人不止，就算一个说书的叫上来一百个座儿，全国就得有多少人听书啊！我上电台一天说三场书，听众一天就得好几万，这个数量就不少啦，一旦造成不好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所以我就花了不少的时间，把现在诸位历史学家的论述、诸多历史书籍资料都看了，改正了我书中很多的历史观点。旧书里有很多是唯心论、天命论，不适合今天文艺工作的需要了，我们劝人向真向善也不一定非要用神鬼的事儿来劝啊。对于这些内容，我们该删除的删除，该取消的取消，实在扭转不过来的，要跟观众交代清楚它的历史背景，以备将来还原历史真面貌。对于书中的人物也是这样，历史人物一个讲法、故事人物一个讲法，但是不管什么人物、什么讲法，要按着科学的观点把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妥善解决。这个事情绝不是一
个人能办成的，要发挥集体的精神和力量，任何事情都能成功，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在此，我们也希望文学家、艺术家们，帮助我们把旧的书目内容改一改。老艺人不见得有多高的文化，甚至有很多不认识字，但是他们有艺术的处理经验和技巧，文学界、历史界的学者们有高度的文化、丰富的理论、深厚的知识。我们合作，把书改成能让观众受到教育、不受误导，这样是与人民有好处的。我们要把旧文化和新文化接上，先把旧的文化接过来，把其中有用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把走不通的道儿让它到此为止不再往下走，按着新的、能走通的道路再把它发扬下去，把新旧的长处结合起来，再赋予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把真正的艺术遗产接收过来，不让它受损失，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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