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_刘丹霓著_9787569715118

本书主要研究对象为著名音乐史学家达尔豪斯，其中标题中的“理论”是指达氏对音乐史学元理论的反思和探究，“实践”则指其对具体课题的研究和历史写作。全书主体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七章。上篇“理论篇”即第一章，主要围绕达尔豪斯对音乐历史哲学的反思；中篇“实践篇”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思想观念、艺术问题、社会建制三个方面审视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研究；下篇“审思篇”包括第六章至第七章，致力于探索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并对其学术成就做一评价。

众所周知，人文学科的核心领域是“文史哲”。因此，“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子学科之一，它的历史维度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奥地利音乐学家吉多·阿德勒（Guido Adler，1855-1941）在188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标》中将音乐学划分为“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和“体系音乐学”（systematic musicology）两大类。这一划分在日后的学科发展中虽不断受到挑战并得到修正，但直至今日仍是任何音乐学者都无法绕开的论说。长期以来，音乐历史的研究和教学成为音乐学发展的主导性驱动源，而“历史音乐学”的疆域也得到不断拓展，到目前为止，其内涵已经无限广阔。它的研究和思考对象不仅包括音乐史，而且涵盖与音乐有关的方方面面。为此，我们希望以最开阔的视野来理解“历史音乐学”的学科内涵，并期望以“历史音乐学”的命名来统合这套学术论丛中的议题，目的还在于使历史音乐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涵盖面。
　　我们以为，上述理念呼应了1980年代中叶以来世界音乐学的学术走向和学科态势。自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 1924-2014）于1985年出版《沉思音乐：音乐学面临挑战》（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s to Musicology）一书以来，所谓的“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风潮逐渐兴起，它的主要特征即打破“纯音乐”的藩篱，摒弃实证主义的治学思路，致力于开掘音乐学的领域，并着重强调音乐与文化、社会、思想等的深度关联。科尔曼这本富有洞见的著作于是就被公认为世界音乐学（尤其是英美音乐学）转向的标志——它恰巧出现在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与目标》发表整100年之后，因而便具有了某种意味：阿德勒在前，科尔曼殿后，两位音乐学巨匠似乎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勾画出某种宏阔的轨迹，其间不仅留存着音乐学的奠基性框架，也体现出这一学科随着时代前行而发生的变化。
　　将视线转回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极其迅速，我们这一代学人有幸亲历了这一令人兴奋甚至惊讶的过程。思想解放，视野扩大，空气活跃，成果涌现——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学术体制不断健全和优化、学科建设投入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以专门的学会活动与会议为重要依托、以研究生培养为重要抓手、以论文发表和著译出版为显著标志的学科生态已经发展成熟并正在继续推进。仅以我们所在的“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的发展为例，自2004年成立以来，已举办六届大规模的年会，除此之外，每年还举办各种小型会议与活动，充分展示了以“历史音乐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音乐研究成果。
　　这也正是我们发起这套“历史音乐学论丛”的初衷和背景。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随着中国文化走向全面复兴，青年一代的学子和学者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紧跟当前的学理思路，通过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训练，在研究中往往触及深具问题意识和中国关怀的课题项目，借此也了解了国外的学科动向。在当今网络化、数字化时代，他们还具有前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获取信息和资料的能力。可以相信，这一代青年学人必将在今后中国的“历史音乐学”研究与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们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也理应为更多的学界同仁和社会公众所了解和知晓。这套论丛所收入的研究专论正是基于他们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处于名副其实的学科“前沿”，同时又经过一定的调整和修订，以适应广大音乐界和文化界读者进一步理解、认识音乐的需求。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中的音乐演出场馆数量的增长可用“迅猛”二字来形容，而世界各大名团和名家到访中国进行巡回演出已是屡见不鲜。“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全世界在几年前已发出这样的感叹。不言而喻，活跃的音乐生活，一定会推动音乐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手推出这套论丛，可谓“正逢其时”。因为“历史音乐学”所触及的对象和内容恰是古典音乐的核心：对经典作曲家与作品内涵的理解，以及对音乐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剖析。在此，我们希望本论丛的编辑出版不仅能够助力学科的发展，也对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音乐生活产生效用——在理想状态中，“历史音乐学”不仅属于学术界，也属于任何一位爱乐者。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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