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文学本身(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4年卷)_饶翔_9787506375177

饶翔的作品评论具有特色，表现出了敏锐的眼光和优异的审美感觉，同时在渐渐形成自己的批评文体，他避免了晦涩的理论词汇，而用优美灵动的语言，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总序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

总序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序

我们需要评论

雷达

读完饶翔的评论集《重回文学本身》，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饶翔对正在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问题，有着极敏锐的捕捉力和感受力；但他又不止于“敏锐”——在敏锐的后面，有比较深厚的基础理论、哲学内涵和宽广厚实的现当代文学史知识来作为支撑，于是他的“敏锐”就显得不薄，不隔，不飘。他的文章，哪怕只是对一些新作的及时性的点评，我仍觉其后面有个广阔背景，在感性与学理性、具象与宏观性上，有可能带给我们见微知著般的启示与思考。

这往往体现为一种善于提出问题的能力。比如，近几年，中国文学的中长篇小说领域，对现实的关注度、对现实发言的欲求明显上升了。这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可贵品质。然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现实和信息时代的媒介变革，让文学在今天的“发言”又变得十分困难。如果说，以往文学与社会新闻之间并无太多纠葛，在正常地各行其道的话，那么现在，文学与资讯、与大量社会新闻之间忽然发生了极为密切的文本纠缠，就成为一个突显的，需要认真辨析的问题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对此，饶翔的反映是敏感的，思考也是深入的，他及时地发表了《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一文。

在饶翔看来，在这个“现实比小说还要精彩的时代，小说靠什么吸引读者呢”？当然，现在的小说是不能也不应该对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城乡差距等等现象不闻不问的，是必须面对的；而如何面对，却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举了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例。像涂自强这样一个“没背景、没外形、没名牌也没高学历”的“普通青年”，仅靠个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艰难，更何谈立命。小说没有渲染人世险恶，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的个人悲剧，叩问现实法则：涂自强的悲伤到底是个人的，还是时代的、社会的？但饶翔的文章似乎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感到这个作品在尽力贴近现实的同时，过分粘滞于现实，写得太实，缺乏超拔，有点像问题小说，它的引起共鸣，更多地来自于“问题”，而非“文学”。他又举出余华的《第七天》为例。指出余华在虚构上讨巧，大量拼贴社会新闻、网络段子，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用，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饶翔认为，这种“奇观化”的中国现实，或许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狭趣味”，满足了他们对于一个“魔幻中国”的想象认知，但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却不免疑惑：中国的现实难道就是如此吗？且不论余华所“引用”的“中国故事”的真实度、可信度，我们所不满的是一名优秀作家对于中国现实只作出如此皮相的认识。

据此饶翔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虚构的危机”。在他看来，虽然在喧嚣的传媒话语场中，信息爆炸和观点纷争，既彰显着价值观的多元，也常常让人忧虑于价值观的混乱；但优秀的小说家总是能提供对于时代症结的完整的富于形象血肉的叙事与深刻思考，他的“诚与真”，他的充满勇气的现实批判，他的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会让我们从其作品丰富的形象背后发现那个强大的作家主体。因为，相对于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文学创作要求的是“主观真实”，要看作家主体精神的渗透程度。这样的见解就很有说服力，令我心生共鸣。因为，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发表过相近的观点：社会新闻与小说叙事元素过于快速、直接的黏合，既是作家缺乏直接连接地气的、可持续资源的一种表现，又是作家不得不将叙事焦点对准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的一种叙事动机。因为作家也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相比较于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业困境等社会现实问题，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亲近”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普通民众所重视。这是我们现时代的文化症候，也是当下网络文化对纸

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

2013年有两部小说引起了普遍讨论和关注，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文学界：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延续方方沉郁顿挫的风格，将贫困农民子弟涂自强的奋斗自强之路与失败之路，铺陈演绎得分外真切动人。相对于多年前《风景》聚焦酷烈的生存“风景”，这部新作的叙事更显内敛平实，也更具普通性，触及贫富分化、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等时代难题。涂自强这样一个“没背景、没外形、没名牌也没高学历”的“普通青年”，仅靠个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艰难，更何谈立命。小说没有渲染人世险恶，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的个人悲剧，叩问现实法则：涂自强的悲伤到底是个人的，还是时代的、社会的？

相比于方方的写实笔法，余华的《第七天》则多了几分夸张变形的荒诞意味。它的叙事人是一位死者，作为一个买不起墓地的亡灵，他只能游荡到“死无葬身之地”，与另一些同样没有墓地的亡灵待在一起。原来每个亡灵生前都有一段悲伤的“人间”往事，这些善良的亡灵在一起相互诉说倾听，相互温暖慰藉。在“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却感受到了苦难人间所少有的温情。

这两部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议论。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青年批评家翟业军，他在其批评文章中认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像‘五四’的‘问题小说’一样浮皮潦草”，文学性上乏善可陈，细节大量失真；他由此断言：“涂自强的悲伤，您不懂”①。支持方方者则认为：“方方的价值在于，她是中国当代文坛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点星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长夜中的星火，因为有了这个星火，文学稍稍对这个时代有了回应。至于方方的问题，有，有自身无法超越的，也有时代给予一代作家的，但这不是主流，不妨碍她的价值认定。”②双方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现实”，只不过对于“现实”的理解各执一词。那么，究竟谁更能代表“现实”呢？《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多的讨论，在读者中口碑相传。不过从网友们的反馈来看，它的影响力似乎更多是来自于它所提出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之尖锐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然而，不免要问：这是“文学”的胜利吗？

评论者对《第七天》的批评多集中在余华虚构上的讨巧，大量拼贴社会新闻、网络段子，如“《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③。余华笔下“奇观化”的中国现实，或许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狭趣味”，满足了他们对于一个“魔幻中国”的想象认知④，但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却不免疑惑：中国的现实难道就是如此吗？且不论余华所“引用”的“中国故事”的真实度、可信度，我们所不满的是一名优秀作家对于中国现实如此皮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3月27日。

②付艳霞：《也说方方》

③张定浩：《余华〈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新京报》2013年6月22日。

④《余华：为美国读者写中国》这篇报道似乎也可佐证余华的目标读者群，见《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10日。

的认识。

两部小说可以说都是典型的中篇小说的架构（《第七天》可以看做一个拉长了的中篇），以一定的体量和篇幅，较为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物在一定时段内的典型事件。不是所谓生活横截面（短篇小说），也并非人物线头众多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就小说文体而言，中篇小说最适合近距离地表现时代和社会问题，提出思考。鲁迅的《阿Q正传》就堪称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的典范。然而，在资讯如此发达，网络事件、新闻热点令人应接不暇的年代，近距离地表现时代和社会问题，这一特长或许早已让渡于新闻报道和网络传播。

所谓“文学的危机”，其实是“虚构的危机”。媒体爆炸的年代，网络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广泛传播信息，迅速报道事件（如在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自媒体对事故前线的报道就抢占了先机）；此外，报纸、新闻周刊的“深度报道”（比如原发在《人物》周刊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该周刊记者王天挺撰写的“调查报告”《北京零点后》，以大量的翔实数据，呈现了一种摄人心魄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真实”），以及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非虚构写作”（如比德·海斯勒《寻路中国》《江城》，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都在对小说这种文体构成极大挑战。

“真实本身是有力量的”。在“现实比小说还精彩”的时代，小说再靠什么去吸引读者呢？对此，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然而，文学又该如何开始，似乎并非不言自明。

就以上这两部小说所聚焦的现实而言，早已大量见诸报刊网络，从“拼爹时代”“屌丝”“卢瑟”（失败者）、“强拆”“卖肾”这些网络热词的流行便可知一二。余华的《第七天》中的事件我们也耳熟能详。然而，与新闻传播表层的、碎片化的叙事有所不同，小说需要提供对于时代症结的完整叙事与深刻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尽管不乏现实元素，但总的说来，小说从现实生活中后退了。社会生活在小说家的笔下往往呈现为一些浮光掠影的乱象。对于浮躁的、乱糟糟的现实，一些作家似乎提不起兴趣，缺少深入理解现实并将之转换成美学形式的耐心。一个合格的小说作者，需要在日常新闻所提供的零碎事实中，形成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整体性的感知与洞察，进而以虚构的艺术形式，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的真实”。

在喧嚣的传媒话语场中，信息爆炸和观点纷争，既彰显着价值观的多元，也常常让人忧虑于价值观的混乱。伟大的小说家总是能让我们从其作品中发现那个强大的作家主体，他的“诚与真”，他充满勇气的现实批判，他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相对于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文学创作的“主观真实”既构成差异，有时候也构成优势。

在虚构的危机中，如何进行文学虚构？事实上，在马原的“叙事圈套”风靡中国文坛，及其后的先锋文学引发叙事革命，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厚的美学经验。关于文学的叙事自觉与“虚构自觉”也早已有深入讨论。如在1993年出版的《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而方方的《风景》至今仍堪称经典的原因，也是她在这部“新写实”的小说中，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段，包括对先锋技法的借鉴，以一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颖手法，展现“棚户居民”令人震颤的酷烈生存。试问，这些文学虚构财富如何能够轻易抛弃？若此，虚构还能凭借什么与非虚构展开竞争呢？

在如何实现美学转换上，小说结构性的因素也应予以重视。单一紧抓现实经验的小说未必能够充分有效地抵达当下生活背后的精神状况，结构也许可以借由更多的交错、省略、不对称等映照出更多的可能角度。在此，“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提供了一个范例。作者在主要的叙事脉络的各章之间插入“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虽然拿掉小说中的“专栏”，叙事也是流畅的，但是它的意义就会被缩减了。《耶路撒冷》的问题或许是它的“专栏”与主人公命运之间的张力和互文性还不够强，作者所怀抱的写作野心因而尚未充分实现，但它仍然堪称一部厚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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